毁掉银安殿,就是去掉龙心;拆毁唱更楼,则是挖去龙眼;定四角石,则是为了制住龙爪推土作台,是为了克水,使龙不能飞腾 。东华门不许开,其意是文官闭口;拆掉尊义门楼,则是武将去头 。
明代政府的—些衙门,其建筑的方位显然也与风水之说相关 。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在明代被称为“二法司” 。这三个衙门的建筑,必定是在西北边位 。如南京建在钟山之阴,北京正好建在国之巽隅,单独自成一区,而不与其他衙门相接,称为“西衙门” 。
明代地方学校建筑,由于牵涉到一方士子的仕进之途,尤其讲究风水,所以在明代,经常出现一些重修乃至重建儒学建筑的记载,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改善风水,便于读书人的仕进 。如南京应天府学眀德堂后,原先是一高阜,土隆起如坟 。嘉靖初年,都御史陈凤梧将高阜铲平,并在上建一座尊经阁 。在未建阁之前,府学生员中乡试举人者很多,如景泰四年(1453)开科中式者为200人,其中出自应天府学者达29人 。自建阁以后,递年递减,而从隆庆以后,几乎已是寥若晨星 。万历十三、十四年(1585-1586)之间,周继出任应天府尹 。地撞长玄女宅经之术就从风水学的角度对应天府学的风水作了如下分析：
【明朝皇帝奇闻异事 明朝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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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学文庙,坐乾位,向巽位,开巽门而学门居左,属震 。庙后明德堂,堂后尊经阁,高大主事庙门与学门,二木都受乾金之剋 。阳宅以门为口气,生则福克则祸 。他下令,以抽爻换象补泄之法重新修补,在学校的坎位起一座高阁,称“青云楼”高过尊经阁,用来排泄乾之金气 。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门之气,又在庙门前树一座巨坊,与学门前之坊并峙以益震巽之势 。再在离位造一座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发文明之秀 。又考虑到泮池河水不应蓄于下手,造一座文德桥,以止水之流 。学门内原先有屏墙,他又下令拆去此墙,并说：“去此,明年大魁必出此无疑矣 。”万历十七年,焦竑中状元,号称其占应验 。
我们并不关心这种对学校建筑所进行的风水改造是否应验,因为同是焦竑中状元一事如果说是学校按照风水对建筑进行了改造的结果,那么显然与他家建筑的风水则毫无关系 。但事实上另一则记载已经证明,焦竑家的风水也已经决定他必然会中状元 。可见建筑按风水进行改造,其是否应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习俗背后所反映的明朝人崇尚科举的风气以及由此而影响到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士子 。
自正统至天顺年间,北京有两座敕建的佛教寺庙,均牵涉到与风水之间的关系 。一座是大兴隆寺 。此寺初名庆寿寺,金章宗时所创 。后因太监王振的上奏,对寺庙进行重新的修缮与改建,于正统十三年(1448)建成,改赐“大兴隆寺”,而且在寺前竖天下第一丛林的牌楼,其壮丽甲于京城数百寺 。
到了景泰元年(1450),听从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鉴之言深感大兴隆寺的正门,有碍于皇宫的风水,景泰帝下令禁止寺僧开启寺庙的正门,不许鸣钟鼓,并毁去寺前“第一丛林”这座牌楼,以及香炉、幡年 。另一座是大隆福寺,始建于景泰三年六月,至景泰四年三月建成,也是“壮丽甲于在京诸寺” 。考虑到此寺其地不吉,景泰帝也下令拆去前门牌坊,并禁止寺院鸣钟鼓 。至天顺年间,英宗下令毁兴隆永昌诸寺 。大隆福寺尽管得以保存,而香火却变得渐渐寂寞,廊庑也很萧条,终究已非昔日香火旺盛之旧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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