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建筑,无论是城市、皇家的宫殿,士大夫的居宅、园林,还是一般的民居,除了受到来自宫方礼制和法律的约束以外,还与民间一直流传的风水之说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一些与建筑相关的习俗 。在明代,无论是营建城池,还是宫室,无不与风水学说相关,而将风水应用于建筑物的营建过程中,除了出于福荫后人这种观念之外,其实更是为“生人计耳”,也就是为活着的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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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风水学说及风俗一般认为,自周以后,才岀现堪舆之说,而且多用之于建造都邑 。如《尚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诗经》也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如此等等,均属其例 。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古代的风水择吉术,完全可能是脱离五行而存在，而通常所使用的是简单的天文学原理与数字幻方 。换言之,在中国建筑风水术上,住宅或洛书之数的组合应该早于五行之说 。
明代城市位置的选定乃至建设,也非常讲究风水 。明初定都金陵,当然有其特殊的考虑 。但从风水上来说,在晚明已经不断有人对其提出批评,主要有郑晓、顾璘 。他们的依据是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秦淮河又是西注,与风水学上的“砂关琐”不相应,根本不宜作帝王之都 。这是一种看法 。而顾起元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对金陵城的风水有独到的见解 。尽管顾起元对金陵城的垣局与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金陵城的风水,是以逆水而结气力,与中穿而落者,稍觉不同,而金陵城緣江翊卫也终究稍嫌单薄,的确不如北京城的雄壮而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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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肇淛认为,金陵不宜作为帝都这种看法尽管有些太过,但天下犹如人的一身 。帝都之建即使不在元首,也应该在胸如明代这样大一统的帝国,金陵正好在左腋下,何以运转四方 。一般认为,天之北极,属于人君之位,必须正中而近北 。而北京正好与此说相近 。明代自成祖时迁都北京,尽管其原因相当复杂,但确实也有出于风水方面的考志 。晚明学者对南北两京从风水上进行论证,无非也是为了说明迁都的正确性 。北京城同样有风水的存在,而且终明之世,明朝廷对北京城的风水也进行了刻意的保护 。按照一般的说法,北京城的西北,“俱堪舆家当忌”,是朝廷的风水之脉,所以当时对玉泉洑流的上游就下令加以保护,禁止在西山凿石挖窑 。
开封城的营建,很多就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 。开封城的地脉,原自西来,所以只有西门是直通的,其他四门全是屈曲旋绕,其目的就是担心走泄旺气 。整座城池,势如卧牛,故称“卧牛城” 。城内周王府前有一座兴龙桥,又有左、右龙须 。东自锭匠胡同,往南至大店,过鼓楼而东,由鹁鸽市向南,东至第四巷,南抵宋门大街止;又自鼓楼往东至五圣角向南抵宋门大街止,称为“左龙须” 。西自武庙,往南,至钟楼 。折向西,再向南转弯至半截街南,一由钟楼口往南,过馆驿街西口折向西,过开封府署,西南抵达城墙 。一自馆驿街西口,由延庆观西南,抵达雷家桥南,称为“右龙须” 。
又南门内大街,有大隅首 。西门内大街,有大爪隅头、小爪隅头 。又有三山:土街为一山,爪儿隅头为一山,夷山为一山,称为“三山不显”整座开封城,东冂偏北,宋门偏南,南门偏西,西门正直,北门偏东,称为“五门不对” 。钟楼、鼓楼,再加上铁塔寺,全是用来镇城中旺气,并起到下压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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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石堡城,为开平卫治所在地 。起初由阳武侯薛禄上奏筑城 。在筑城之时,僧人庆西堂因精通地理之术,“奉命相地” 。这又是修筑一般城池讲究风水之例 。一座建筑群有时由于风水的原因甚至与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关系 。明代初年,通建文即位以后撒藩一度相当兴盛而开封城内的周府显然也在被撤之列 。当时周府存信殿堂前有一座银安殿,考虑到周藩的王气太重,就将银安殿拆毁,并将唱更楼以及尊义门楼也一同拆去 。此外,东华门也被禁止,不再开启四角石上都用钉子钉定,并下令在东华门前推土作台,台所用之土则取自郑州,经火炼熟,可以让其寸草不生 。根据风水学的观点,朝廷对周王府建筑的这一番举动,出于以下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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