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考究灶名冠字出典，笔者以为上述分三类 。一是出于道德教化，如“礼”“乐”；二则出自山名，如“浒”“眉”；三则或出于庵庙等建筑名称，“岳”字取自岳殿，坎墩岳殿始建于康熙年间 。
乾隆年间的1747年，随着四塘（利济塘）加固完成，盐场北迁至四塘以北，坎墩一带全部转为耕作 。清咸丰二年（1852）出现泥板晒盐之法，很快转用木板晒盐 。因此，坎人除为煎盐继续下迁者外，未经历过晒盐 。
正如道光《浒山志》所载：……自大塘至新塘，仍归仁区九畈，为民沙，至赵家路大路河止 。自新塘至界牌，南北约袤五里 。界牌以南为军沙，北为军退丁地 。军退又自东至西分乐字一灶，至东门灶，至赵家路大河（中段称直塘港） 。河西又为浒字一灶至六灶 。
明清时期，一直沿用“直甲分丁，子母传沙”政令，新涨涂地仍归南向原沙地地主，还可以世袭，故坎墩灶地排列大体与浒山相似 。自东而西，一灶至六灶循环命名，比较规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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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关乎国计民生，16世纪中叶受倭寇侵扰，三北居民逃亡近半，盐业生产随之减半 。于是，鄢懋卿巡视余姚场时强调煎盐定额 。
据“余姚历代海塘图”可知，潮塘、周塘、坎塘东端分别在乐一灶江、浒山石桥头西侧、乐六灶江，即1471年至1724年围三塘期间，坎墩为余姚大东北的蛮荒半岛，腹地深厚，海涂资源十分丰富，开发煎盐早于同纬度的三北沿海 。
“灶”为旧时白盐生产代名字，坎墩盐业生产的旺盛，无与伦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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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浒山志》（物产）载“王桢《农书》：‘涂田，濒海之地 。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 。’浒山大塘以北，悉为海地，树木棉 。今始稍稍有艺早禾者 。”
煎盐既苦又穷，盐民总想摆脱灶籍 。随着海涂涨沙，潮水线渐次北移，南面日渐涂老地淡，不利于煎盐，而宜于耕种 。于是，盐民煎盐兼耕种，久而久之，有的弃盐为农 。盐碱地适宜种植木棉，收成高于五谷杂粮等农作物 。
旧时坎墩潮塘人潘朗在《海村竹枝词》（1820年前作）曰：海角秋风白露纷，甬港争拥捉花人 。群传上巳青蛙叫，今岁棉花廿四分 。朝夜庄开秤挂檐，灯红花白共摩肩 。东庄探价西庄卖，细剔翦边鹅眼钱 。
坎人胡杰人（1831－1895）所作竹枝词《坎镇》云：自来风俗重耕桑，会值农忙蚕亦忙 。共说今年丝布贵，周家路市有新行 。……蜃蛤鱼盐滋味足，木棉大稔是丰年 。红灯高挂水花庄，几担挑来色似霜 。称罢更番看子细，相将品评价低昂 。
1883年又作《风潮记（癸未）》：“榆塘（三塘）上下，禾少而棉多，坼甲仅寸，人皆以其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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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丝布市场兴旺 。“东庄探价西庄卖”“共说今年丝布贵，周家路市有新行”，描绘出棉花行、丝布行稠密，生意兴盛，商行间竞争激烈，及农民生存与棉花、蚕丝、土布息息相关 。
四灶勒子桥西侧老街北沿现有花行弄，据传旧时有邹氏邹可表开设棉花行——同茂花行而得名 。明清直到民国时期，坎墩经营棉花买卖和加工业发达 。花行众多，如周家路街北坦甲路西侧有甬茂花行，老板胡锡仁，他在宁波设立多家分行，将棉花销往国内外 。坦甲路东侧又有宋华春棉花店，沈家甲街北设有棉花收购站……轧花厂有岳字一灶北路轧花店，礼六灶街北小甲路东侧轧花厂，羊路头轿彩店弄旁后陈家陈家相开办的日昇棉花加工厂，周家路红元弄顺记棉粮加工厂等 。“三和油车”经营棉籽榨油 。与之相应的染坊有长白、受白、沈源泰、元茂染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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