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回想当时的选择 ， 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太多前瞻性 ， “第一步没有选错 ， 就沿着这条路走了下来 。 ”大学期间 ， 除了上课 ， 他就泡在图书馆 ， 大量阅读历史、艺术、小说和哲学、社会学书籍 。
很多接触王贻芳的人 ， 都会对他知识面的广博印象深刻 。 直到现在 ， 他依然保持着广而杂的阅读习惯 ， “阅读历史和人文非常重要 ， 你对很多事情的认识会更加理性 。 从历史的眼光去看 ， 能看到整个物理学的发展过程 ， 很有意思 。 人文的积淀 ， 对你理解和预估未来的变化 ， 对你怎么选择项目、选择合作者 ， 或是跟合作者沟通 ， 都很有帮助 。 ”
他人生轨迹的改变 ， 是从考上丁肇中先生的研究生开始的 。
上世纪80年代 ， 丁肇中向教育部建议 ， 在中国选拔年轻人才加入他领导的位于瑞士日内瓦的L3实验室 。 对王贻芳这一代中国学生来说 ， 丁肇中是神一样的人物 ， 系里推荐他去考试时 ， 匆忙得连准备时间都没有 。 他还记得 ， 丁肇中的考题都是书上不会讲的内容 ， 需要靠物理原理去推导 。 当时并没有觉得太难 ， 最终能考上 ， 成了意外之喜 。
来到世界物理学家的“圣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 王贻芳迅速显示出天分 。
合作组有400多名科研人员 ， 大家抢题目 ， 写文章 ， 第一年一共发表了21篇论文 。 而王贻芳一个人 ， 就占了3篇 。 善于培养中国年轻人的丁肇中迅速看上这个年轻人 ， 提拔他为唯一的学生组长 。
去佛罗伦萨大学攻读博士期间 ， 他不懂意大利语 ， 很难参与小组讨论 。 两三年后 ， 他已经能用意大利语讨论艰深的专业问题 ， 并用意大利语完成博士论文 。
“我大概比别人更努力一点” ， 说起国外的学习生活 ， 王贻芳轻描淡写 。 但事实上 ， 天才背后是难以想象的努力 。 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 甚至更长 ， 偶尔到了周末能休息半天 ， 就去逛逛博物馆 ， 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 。
从1985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 ， 他跟随丁肇中从研究生读到博士后 。 在实验室后期 ， 丁肇中最受争议的AMS实验中 ， 他成为了主要的设计人员 。 那些年 ， 欧洲静谧的田园风光 ， 他无暇顾及 ， 而是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研人员埋首在实验室 ， 进行人类与宇宙太空的对话 。
决定离开丁肇中实验室时 ， 王贻芳是想寻找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 1996年 ， 他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任助理研究员 ， 2001年 ， 他选择归国 。 在中国做中微子振荡实验 ， 成为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
基础科学 ， 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
缺钱、压力、风险、争议 ， 是王贻芳作为项目领导者经常面临的难题 ， 但他总是坚持而不妥协地渡过一个个难关 。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 就曾冒着做不成的风险 。 在这个中美合作的项目上 ， 他拒绝采用美方提供的方案 ， 因为“灵敏度比中方方案差20%” 。 很多人当时劝他 ， 就用美国人的吧 。 他反驳 ， 如果采用美方方案 ， 国家的投入得不到足够回报 ， 就算做不成 ， 也不能妥协放弃 。
扛着巨大压力前行 ， 他最终以实验的成功证明 ， 中国中微子研究是位于世界前列的 。
王贻芳身上 ， 综合着坚毅果断与严谨理性 ， “我们一直说 ， 基础科学研究一定要有一个高的目标 ， 才会有好的设计 ， 才有高的指标 。 ”
很多时候 ， 他无法向公众说出某个方程式有什么用 ， 但会用一些例子普及基础科学的现实意义——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等科学作为基础 ， 两次工业革命无从谈起；现代医院临床上的核磁共振设备采用的超导磁铁 ， 就是因为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带来的超导磁铁技术突破与普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