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6月，飞往台北参加中研院文哲所举办的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 。那是我第一次来台湾 。会后一位台湾学者好奇我为何是中文系出身，却在之前有好几篇英文论文发表?问我是不是大陆的中文系特别重视英文教学?
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我哑然失笑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才能向她说清楚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学英文的那些奇事……
1968年秋，中学终于复课了 。年级改称“连”，班级改称“排”，小组则改称“班” 。
当时也有英语课，也学26个字母，只是每次配合课文教上几个字母，等教完之后再一并汇总 。一天教到了U、V、W，突然，班上的一捣蛋分子大声喊了起来:“咦～喂～打我喽”，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老师则是哭笑不得，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天底下就有这样的奇才，读起书来连半窍都不通，但搞怪却是才华横溢 。某天，老师教到了Saturday(星期六)这词，这家伙的灵感又来了，大喊道:“杀头的!”(扬州话没有翘舌音，“杀”又是入声字，短促急收藏，因而“杀头的”发音和Saturday十分相似)这一下，班上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又过了一阵子，北方边境有情况，全国深挖洞准备打仗，教学也要配合战备 。英文课上，老师就改教我们军事用语: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云云 。二十多年后，我在夏威夷大学读博 。一次和美国同学闲聊，说到了这事 。老美闻之，哈哈大笑，言道，假如他们真的打进了中国，能听懂你们的英文?!他们说的不是英语耶……
1977年恢复高考 。所幸，那年不考外语，否则真不知有多少当今的国之栋梁(在下除外)彼时会被挡在了大学门外 。
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的第一次英文课，摸底测验，我得了5分——只能写出26个字母 。而班上有些同学的英文则非常棒，结果可以免修 。当年教我们的英文老师来自公共英语教研室 。她告诉我们她原来的专业是俄文，英文是她的二外 。彼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化教学设备之类，有的是每天学校的高音大喇叭，播放《英语900句》 。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刮风下雨，总有一拨又一拨的年轻大学生站在室外跟着大喇叭一句一句地念英文 。
当时的英文课是四十多人的大班 。课本用的是南大在“文革”结束前自编的公共英语教材 。还有几本油印的补充教材，其中有英文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列宁在伦敦》，等等 。
当年，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学习英文，每天都要从非常珍贵的学习时间里优先挤出两三个小时去伺候/捣鼓它 。并非是想出国!那会儿就是做梦也梦不到后来自己能有机会先到英国后到美国去学习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只有极少数的公费生出国留学——绝大多数是学理工的，至于文科生基本上都是外语专业的 。对于我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中文系学生而言，出国留学就像是登天上月亮，连想都不用去想 。
那时我之所以努力学习英文，其实也就是想考研究生 。考研要考两门公共课，一是政治，二是外语 。学外语必须要花水磨的功夫，长流水，不断线，持久战 。后来，大四时考研，同班同学中还真有人就因为英文差了两分而没能考上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 。程先生都为之叹息 。不过，这位仁兄虽未能进入学界，但早已是风生水起 。
虽然并不是想出国，当时我却非常注意自己朗读英文的发音 。因为我从大一的《语言学概论》课中得到印象:语音是语言的基础，语音不准会给学习外语造成障碍 。此外，也得益于自己的一点悟性 。我们宿舍有一位同学读英文就有很重的乡音，这妨碍了他记忆单词 。为此，他很苦恼；而我也就具体地感知到，发音不准，是不利于记忆英文单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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