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博士毕业之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并在1976的时候被派去北京 。“文革”之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康丹：我读完博士的时候，当时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政府已经跟中国建交，他们需要找会说中文的澳大利亚年轻人，派去中国的新使馆 。因为堪培拉很小，大家彼此都认识，我一个墨尔本的朋友向他们推荐了我 。我刚到中国的那半年挺有意思的，我虽然会中文，但是我的中文与中国的政治官话相差甚远 。街上的人说话我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方言 。大使馆给了我六个月时间，去专门学习那些官话和方言，比如“粉碎四人帮”之类的 。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一门关于中国文学的课程，全都是关于阶级斗争和农民文学的 。当时“开门办学”大行其道，我还去了一家工厂上班 。
我学习语言是在大学午休的间隙完成的，中国学生有午休的习惯，但是外国人没有，所以趁着午休期间人不多的时候，我就去读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 。通过阅读大字报，我学会读草书，也学会了方言 。然后我就去大使馆工作了 。我的工作头衔是“三等秘书”，据说这职位排在大使的司机后面 。但那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我负责的事情不多，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在北京四处游玩 。我得以很好地了解北京 。同时我还担任大使的翻译，所以在一些重大场合，比如人民大会堂的演讲或在总理访问的时候我都担任了翻译的角色 。当时的我中文不离口，像十岁时天天说意大利语一样 。我当时对中文很狂热，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就这样一共在中国待了四年 。
您是契丹语方面的权威专家，能跟我们讲讲这门语言吗？您是怎么破译它的？
康丹：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朝（907-1125年），它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契丹语便是契丹人的语言 。契丹语分为“大字”“小字”两种文字 。我刚刚也提到了，我是在很久之后才知道契丹大字确实与女真文字相关 。目前人们还是不知道契丹小字的起源 。
七十年代我还在使馆工作时，有一天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民族文化馆要办一个古文字的展览 。当时有一个契丹文字专家叫刘凤翥，我读过他的文章，但从来没机会见他 。我就去了这个展览，在那儿遇见一个正在读硕士的女孩，我问她能不能看懂展出的文字，她说她看不懂，但是她老师能看懂 。于是我就问她：“你老师是谁啊？”她说：“刘凤翥 。”我说：“啊，我很想见见他，在哪儿能找到他？”她说：“他可能已经回家了，等一下 。”说完她就转身不见了，五分钟以后她带着一个老先生一起回来了 。我问道：“您是刘凤翥先生吗？”他吃惊地说：“天哪，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一个外国人突然走进来，然后说你是某某某吗，肯定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总之，我和刘凤翥教授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给了我很多中国以外的人无法得到的东西 。
中国有句谚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文革”期间，像刘凤翥这样的学者纷纷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 。在那儿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其他事可做，他们就把印有契丹文和汉字的拓片上的内容抄了下来，还绘制了表格将上面的汉字和契丹文进行对比 。
他们所抄写的这块拓片堪称契丹文字的“罗塞塔石牌”（用古希腊语和古埃及语书写的双语石牌，包括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世俗体，它是破译古埃及语的关键） 。它来自女皇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其实无字碑上是有字的，只是它们在石牌的顶部，很难看见 。除非你爬梯子上去看，不然是看不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