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动漫皇家骑士团 国立皇家骑士团团长


任璐蔓/采访 张晓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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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插图
康丹(章静绘)
2021年4月16日,契丹文专家康丹(Daniel Kane)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逝世 。
康丹先生生于1948年1月25日,自幼家境贫寒,跟随单亲母亲生活 。在墨尔本大学主修中文和俄文,并于1971年取得一等荣誉学位后,康先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5年,他完成了关于女真文的博士论文 。1981年起,康先生在墨尔本大学担任中文讲师 。1997年,他被麦考瑞大学聘为汉学教授,直到2012年正式退休 。在麦考瑞,他继续研究女真文,以及目前尚未完全破译的契丹文,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契丹文专家 。2016年他在耶鲁大学关于契丹文的讲座,依然是目前西方学术界的标杆 。
康先生曾先后两次被派往北京,在澳大利亚驻京大使馆工作 。1976年,他第一次到北京,除了每天早起阅读中文报纸,在大使晨间早报前做足准备外,他经常外出阅读大字报,跟学生们聊天 。当时大家都听说,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可以现场即时翻译大字报 。1995年至1997年间,他在澳大利亚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 。1980年代,康先生遇到了旅澳求学的叶晓青女士,双方互相欣赏,成为彼此一生的挚爱 。叶晓青女士是上海的才女,才子佳人,两人十分登对 。可惜天妒良缘,晓青女士在九十年代不幸罹患疾病,她与病魔做了二十几年的斗争,于2010年逝世 。叶晓青女士是中国近代史学者,病逝前的十几年里一直在写关于清廷和戏剧的书,直到生命最后几个月,她依然笔耕不辍 。
先生生前好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博士后任璐蔓在2019年采访了他,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翻译系博士张晓璇翻译了这篇访谈 。仙人已过蓬莱阁,不知如今已和晓青女士团聚了的康丹先生,在天上是否破译了契丹文?
您在墨尔本长大,是在什么机缘下对亚洲语言产生兴趣的?
康丹:我从小就对语言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小学的时候,我常常会问身边的小朋友(他们大多都是二战后欧洲移民的孩子,有的来自波兰,有的来自匈牙利):“你们是怎么从一数到十的?”小学里面还有很多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就跟着他们学了不少意大利语 。那时我也常去教堂里学些拉丁文,上高中以后,我更加系统地学习了拉丁文,还选修了法语 。当时的墨尔本,文化非常多元,大多数人的母语都不是英语 。
之后,由于种种个人原因,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学校,谋到一份银行的工作 。我工作的地方在墨尔本大学旁边的莱贡街(Lygon Street)上,那里又被称为“小意大利” 。我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 。那时我每天都在说意大利语,偶尔还讲一些法语 。在这之前,我也已经学习了不少西班牙语 。当时我身边大多都是移民族群 。我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甚至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有一天,我工作时很偶然地碰到一个大学里来的客户,我们开始用意大利语交流 。他问我:“你为什么在银行里工作?”我说,“糊口呗 。”然后他说,“怎么不去读大学呢?”我当时的认知是,以后要当医生和律师的人才会去读大学 。那个人说,“有空到我办公室来吧,咱们聊聊”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墨尔本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 。
长话短说吧,我在这位院长的鼓励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也顺利被墨尔本大学录取了 。但我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学术规划,我能确定的是我想研究语言,越异域的,越不寻常的,越难的,越好 。所以我决定学习中文和俄语,原因就是这两门语言都不简单 。我念了四年的语言,也选修了其他课程,增长了很多见识 。那时候人们阅读量很大,学习俄语,我们得把契诃夫的小说全部读完,还要阅读大量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文也是如此,第一年我们学的是一些基础中文,到第二年阅读的东西就很难了 。但我对这些在当时看起来颇为奇怪的文字真是爱不释手,甚至有些如饥似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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