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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盂鼎，清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沟岸中出土，同地出土的还有毛公鼎 。小盂鼎原器已失，仅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两只鼎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向为史学家所重视，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王臣关系的重要材料，对探讨当时历史和典章制度有很大意义 。
其中《大盂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铭文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商王朝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湎于酒 。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引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 。铭文最后，盂说明作此宝鼎是祭祀其祖父南公，并记此年为"唯王廿又三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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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盂鼎》原器虽已失踪，所幸铭文拓片还在 。共有20行，每行约20字，铭文约400字 。拓本中有多处难于辨识，不过最重要的铭文歷日已被正确地隶读出来 。上虞罗振玉曾影印百本传世，今日能见多是罗氏影印本 。铭文记叙八月既望甲申这天，"盂"参与"王"在祖庙主持的大型祭祀 。这个禘祀很隆重，"三左三右多君"都在场，昧爽就早早进入 。天明，"王各（莅）周庙"，盂向王汇报奉命伐鬼方的战况及其辉煌战果，并献俘燎祭于周庙 。之后，王举办裸祭，用牲太牢祭祀周王、武王、成王 。次日乙酉，盂再次来到周庙，受到王的大量赏赐 。盂为此做了"□伯宝尊彝"来纪念，并记此年为"唯王廿又五祀" 。
郭沬若曾据小盂鼎铭文"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而定二器时代为康王 。由于王的禘礼对象中，除了文、武、成外，后似有脱数字，于是有张闻玉等学者认为后面脱康王、昭王二人，从而认为小盂鼎是穆王器 。有的学者走得更远，如我认识的华强先生（网名：理科学者）甚至怀疑盂不是人名，只是种商周时期的祭祀方式（见《小盂鼎》铭文句读和蠡解》） 。而另一位学者张光一撰长文以考，直接否定"盂"、"南公"是人名，他认为"南"指"征服"、"胜利" 。公，共同 。认为大盂鼎铭文内容是"详细地记述西周早期军队成就王业伏兵屯田边境开发种田的事绩 。"
这不是越扯越远了嘛，离谱的结论往往源于错误的理解 。应该说，郭沬若于此两鼎的断代是对的，只是他仅依据小盂鼎铭文中"用牲禘"止于"成王"，而定"时王"为康王，缺少其他的材料佐说，别人难以信服 。事实上，小盂鼎的歷日记载就可以佐证，但郭先生和其他前辈学者显然没能正确考证出此鼎歷日的绝对年代 。
按理说，西周记事铜铭中，只要有歷日的，都是应该能够推断出王世器属的，甚至可以精准到王年的某月某日 。但是由于我国远古时代复杂多样的纪年方法，加之典籍的缺失散佚，自汉代司马迁以来，就没有整理出一个可靠的西周年表 。西晋时，倒是有出土过因盗墓贼无意发现的《汲冢纪年》竹简书，这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它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并整理命名为《竹书纪年》 。
此书于"八王之乱"后不见其踪，宋代时大概又现 。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二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由于是散佚数百年后又重现，来路不明以及体例与历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因此被斥为元明时人之伪作，为大多数学者所不信 。典型的有王国维先生，他虽然做过疏证，却认为此书伪作，甚至断言可烧而毁之 。而国家花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搞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又极不可靠，其中数代王年序次、在位年数、甚至最基本的西周积年都存在错误 。不论是从逻辑推论、歷日天象反推，皆错舛百出，无以自圆其说，更有近几年新出土西周铜铭佐证可加以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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