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文明的哺育
潮汕地区的农业起步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滨海的生活条件使居住在潮汕地区的原始先民过着渔猎捕捞的生活，然而，农业毕竟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潮汕地区的潮阳、潮安、揭阳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都有农业专用工具，像潮阳铜盂孤山出土的石锛、揭阳地都出土的铲犁等，发现这些石器的地点，大多在适合于农业生产的丘陵台地 。距今大约3000年前的浮滨类型文化，其令人注目的、具地方色彩的最典型器物之一就是长颈口尊，好几件高达80厘米以上，[8]（P430）这说明农业生产已达到一定水平，需要这么大的盛器以储藏粮食 。
潮汕地区长期受到全国处于农业经济、封建宗法社会这个大环境的禁锢 。唐代至潮的贬官，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 。当时，“倡文风”与“劝农桑”是贤吏的本职，[9]（P431）而“耕读传家”则成为潮汕人优良的传统民风 。因此，农业生产造就了潮汕传统文化的特质——潮汕文化在进入近代以前，基本上仍属于一种内陆型的农业文化，其思想意识的核心是中国封建主义的儒家思想，其文化心态和各种文化载体都表现出强烈的小农意识 。农业文明哺育了潮汕人浓重的土地情结 。
（三）地理环境的赋予
文化都必须创造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一定的地理环境，是人类要求活动赖以创造的前提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地理因素是基础的、先决的因素，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影响尤大，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地理因素，始而决定了一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居民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决定了一地之世风民俗 。在很大程度上，还制约了一地的开放与开发，直接影响到一地与外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融合 。概而言之，影响到一地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与其他地域人文之异同 。
潮汕地区“负山带海，川原饶沃” 。[10]作为全省第二大平原的潮汕平原，土地质量好，是一片肥沃的土壤 。潮汕地区地属亚热带，一年气候的总趋势是温暖湿润，夏热无酷暑，冬暖有阵寒，有利于作物生长 。世世代代的潮汕人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在潮汕平原这片沃土上辛勤劳作，创造生活，创造文明 。地理环境赋予了潮汕人浓重的土地情结 。
（四）人多地少，生存空间狭迫的影响
潮汕地区很早就有居民在此休养生息 。秦汉以后，中原人民不断南下，特别是北方多战乱，而潮汕气候条件、生活条件都相对优越，加上潮汕地区为“省尾国角”，是一个相对自成单元的地域，政治比较安定 。因此，历史上出现了中原人民不断南下入潮的壮观 。中原移民的增加，导致了潮汕人口的急增 。唐代元和年间“州户有万余”，到宋元丰年间增加到74，682户，[11]（P59）居全省第二位 。迄明代嘉靖年间增至89，312户，人口518，794人，成为广东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清宣统二年（1910年）发展到644688户，540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1/6 。[12]（P228）
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增加，至明清时期，潮汕已经成为一个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 。于是，潮汕地区出现了一个较为凸显的社会问题——人多地少 。据有关资料，潮汕地区每人平均耕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11．56亩；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降为2．09亩；[13]（P59）至1946年只有1．27亩；[14]（P82）解放后，土地越加减少，人均3分地，[15]（P297）堪谓寸土寸金 。
至及当代，潮汕地区的人口猛增 。1991年潮汕地区总人口达到1045．95万人，人口平均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9人，为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8倍，[16]（P8）大大超过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成都平原 。潮汕平原创造了这一系列的全国之最的人口数字，虽然在“文革”时期有过“围海造田”等运动，却没有使土地面积增加多少，仍然无法摆脱人多地少的局面 。以1991年而言，潮汕地区以仅占全国1%的土地，生活着占全国1%的人口 。[17]（P8）因此，长期以来，土地问题一直是潮汕人一个沉重的心结 。土地对潮汕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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