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风水一级大地留题中国风水留题大地

作者：何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流连山水、游览名胜，是古代士人重要的生活方式。山水名胜之游，既可以舒展身心、陶冶性情，更可以结交友人、增广见闻、彰显大志；同时，山水借士人之游而增其风姿，名胜因士人之览而富其内涵。
东晋南朝时期，“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江南山水成为士人寄情的对象。至隋唐时期，这种山水意识影响了整个文人世界，寻山问水，成为文人行旅的重要内容，山水诗文迅速发展，山水和人的故事日益丰富，山水中的人文因素逐渐凸显。宋代以后，人们访问山水时除了欣赏胜景，往往会追寻前贤的足迹、追忆前贤的故事，与前贤进行诗文唱和，寻古探幽成为文人山水游赏的重要主题。“名胜”一词在魏晋时期主要用来指“名人”“名士”，一直到明清时期，将素有雅望的知名人士称为“名胜”的现象仍较常见，而被称为“名胜”的“人物”往往有山水景物游赏的雅好；自宋元以后，经“名人”“名士”游览或书写过的、具有充分人文积累的“山水胜景”开始被称为“名胜”，至明清时期这种用法已非常普遍。因此，“名胜”一词具有“人”和“景”的双重含义，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合一。宋代以后科举制兴盛，文人士子队伍迅速扩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文化事业中，士人们的游宦生涯，促进了山水游赏的兴盛与地域文化景观的开发。随着文献学和印刷术的发展，山水景观中的文化故事得以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名胜文化的发展。
【阳春风水一级大地留题中国风水留题大地】山水游观是文人士大夫涵养心性的重要方式。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提到文人士大夫钟情山水的原因：“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古人认为山川亭沼有助于宣泄浊氛，通达气象，使人处于澄明之境，如宋人胡宿《流杯亭记》所言“城邑之粹依于山川，所以通气象而宣底滞；府寺之胜，寄于亭沼，所以栖神明而外氛浊” 。李廌在苏轼祭文中写道“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以山川之灵气映照苏轼人格之高洁。那些他乡远游的文士中甚至出现了一批热衷于山川地理考察与著述的专业学者，如徐弘祖、王士性、顾炎武等人。王士禛《香祖笔记》中提到王士性“宦游所至，辄登临山水间，穷极幽奥，作游记数十篇”，徐霞客“终身于游，至历绝域徼外，牧翁为作传”，将二人称作山水游的“好事者” 。
中国古代士人的仕宦生涯，为游历或营缮各地山水名胜景观提供了便利，王士性“性既好游，而天又助之，宦迹半天下”（《涌幢小品》卷十）。宋人王禹偁言：“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古代官员任职地方，寻访、游赏、修缮、营建地方文化景观，并为之写诗作文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官员致仕后，往往又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及实力丰富乡居生活，游览或经营乡里名胜。《明史·文苑三》记载田汝成“归田后，盘桓湖山，穷浙西诸名胜，撰《西湖游览志》，并见称于时”；明代南安人苏希栻年四十五回乡后，葺治梅陇阡、履濡桥，“重新雪峰寺名胜”（《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七十）。致仕官员成为营缮地方名胜景观、整理和塑造地方名胜文化的重要力量。
宋至明清，随着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士人群体迅速扩展，一些文人在风景优美的山林间设立书院，推动了当地景观文化的发展。《思辨录辑要·学校》言：“大凡书院建立，多在郭外名胜之处，不独远绝尘嚣，而山水之胜亦足以荡涤俗情、开发道妙学者，于此处读书、讲道、观星、算历，诚为至便，深合管子处士就燕闲之意，虽盛王之世不可废也。”张栻《岳麓书院记》提到岳麓书院修成后，“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朱熹与张栻多次在书院园林中探讨学问、游赏景致，胜景与文思得以相互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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