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拉和比利一直很困惑，为什么针对儿童抑郁症的干预治疗这么少？特雷弗家境优渥，父母受过良好教育，他能得到的心理健康支持比绝大多数美国儿童要强上许多，但这样的支持还是没能留住他 。安杰拉想推动立法，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干预治疗，避免她儿子的悲剧重演 。她还有意建立一个研究和临床治疗中心 。
一个人的自杀会在亲友的心中留下一片真空地带 。他们会想方设法用故事去填满它，希望这些故事可以给他们无法理解的悲剧提供一个解释 。有的会责备自己或他人，有的会在生活中寻找一丝残留的慰藉，有的会伤害自己，有的这几样都会做，甚至会做更多 。特雷弗离世后，我用了一年的时间采访他的亲友，这些反应我都见过，有的我甚至自己也经历过 。慢慢地，我喜欢上了特雷弗，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受 。我对他的脆弱了解得越多，我就越遗憾，乔治跟他常常水火不容，我多么希望我当初可以跟乔治好好说说，让他跟特雷弗做朋友 。
| 被忽视的儿童自杀问题 |安杰拉对儿童抑郁症干预治疗的关注是对的，我们的社会确实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短板 。自杀人群的平均年龄一直在下降，青少年占比持续走高：1950年到1988年，15至19岁自杀人群的占比提升了三倍;2007年到2017年，10至14岁儿童的自杀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数据和成年人相比，又少又散，发展心理学对青少年的研究就更少了 。囿于数据和资料的匮乏，我们很难概括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共同点 。我们能找到的研究报告都基于不同参数，比如年龄段、样本量以及人口统计的一些参数，这些研究参数差异过大，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它们的信息整合起来 。这些互相矛盾的数据恰恰说明，我们社会对青少年的自杀问题不够重视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显示，在2020年，10到14岁的儿童有500多位因自杀离世，15到24岁年轻人的对应数据则是6000多 。在第一组人群中，自杀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意外伤害的第二大死因，这意味着自杀成为了车祸一般的常见死因 。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加剧了本身就在不断恶化的青少年自杀问题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表明，2020年到急诊看心理疾病的人群当中，12到27岁这一年龄段的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1/3 。疫情封锁期间，7到11岁儿童到急诊看心理疾病的数量增长了24%，12到17岁的对应数据是31% 。从所有人口看，自杀率在下降，但这个数据隐藏了年轻人口略微上扬的自杀趋势，这一点在黑人、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
斯科特·劳赫是麦克莱恩医院的院长，也是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科教授 。他表示：“我们习惯于将青少年抑郁症污名化，不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提供本应提供的治疗是我们的传统，这真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美国不对12岁以下有自杀倾向的儿童提供任何循证治疗 。有研究人员专门就此作过研究，他们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资料少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总体根本不认为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
“父母没法想象孩子自杀，但正因如此，父母没法为防止孩子自杀做足预防措施 。”2012年，布拉德·亨斯泰布尔12岁的儿子因自杀离世，他说：“大多数儿科医生都知道如何检测铅中毒，也可以熟练地告诉你孩子的身高是否在标准范围内，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评估自杀倾向 。”
儿童自杀最令人担心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 。研究表明，1/3左右的儿童自杀案例似乎都没有预兆，有时候人们倒是可以事后找出一些当初被忽略的迹象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精神医学系主任吉米·波塔什说起了一位自杀未遂的男孩的经历，那个男孩说自杀的念头是突然来的，他看到厨房的刀，就有了自杀的想法，他还没来得及多想，就已经用刀把自己捅了 。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的首席医疗官克里斯蒂娜·穆捷表示：“儿童那种强烈的自杀念头非常短暂，他们的大脑好像无法长期保持这种极端的想法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有没有“作案工具”非常关键：和家里没有枪支的孩子相比，家里有枪支的孩子，自杀率要高四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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