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墨西哥的管制措施其实开始得非常早,虽然病毒已经出了国境,但是直到5月5日除了美国,还没有在其他国家蔓延的趋势 。单单从后来疫情发展的角度看,墨西哥政府在5月初解除社会管控似乎有判断失误之嫌 。到了2010年的一月,墨西哥有70715人确诊甲流,死亡1316人,死亡率1.86%,当然和现在的新冠肺炎一样,存在因为没有检测而没有计入统计的感染病例 。而甲流后来全世界的大流行,确实主要归咎于美国 。美国到了4月底已经有了91例病例,而且85%的病患没有去过墨西哥(说明已经有人传人),并且当时已经知道这个病在墨西哥有近5%的死亡率 。可以设想,那个时候如果美国马上采取严控措施,甲流也许不会造成最终的全球大流行 。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2009年也是我去美国读书的第一年,面对当时比非典要低但是也低不了多少的死亡率和大范围传染的甲流,学校照常上课,街上没有人戴口罩 。甚至比起美国媒体,中国媒体报道甲流的密度都要高得多 。
甲流初期传染比这次的新冠肺炎慢,但是新冠肺炎出现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更早的防疫究竟是能扼杀病毒的传播于摇篮,还是只能拖慢些病毒传播的速度,现在已经无从知晓 。从我们现在处在新冠疫情中的心情看,墨西哥在面对甲流近5%的死亡率的时候就早到不可思议地结束全面管控、一边抗疫一边复工复产,还有美国极其普通的防疫措施,看上去似乎都不负责任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 。如果说美国宽松的防疫措施是有几分对自己先进的医疗资源和水平的自信,那么墨西哥作为一个医疗相对落后的国家,似乎更没有理由那么早放松对疫情的控制 。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是多么重大的疫情,都要考虑公共卫生管控成本,和这种管控对社会所有方面(包括抗疫本身)的冲击,尤其是当 “代价”可能依然是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时候,在实际中就一定要审慎地实施和抉择,不能“一刀切” 。其他的不说,就说离恶性流感最近的传染病肺结核病人,一样是呼吸道传染病,中国2018年肺结核病人死亡3149人,病死率接近0.4%;艾滋病感染者死亡18780人,死亡率是惊人的29%;而虽然是非传染病的癌症,死亡人数是229万6千人(其中最恶性的肺癌,死亡率是18.4%) 。新冠疫情突发造成的医疗资源短时间内的严重倾斜对于抗疫确有必要,但持续严苛的管制所导致的医疗甚至生活资源的严格人为调配,剥夺的可能不仅是很多潜在感染者及时获取求助的可能,也是平时应急治疗或长期护理其他疾病重症病人所需的医疗资源(包括药品,医生,护士等等) 。在封城级别的管控和全国所有的医疗和舆论资源都一边倒地倾向于防疫控疫要求的时候,很多缺少生活资源的弱势群体中的潜在易感者只能被动求助,而其他基础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多得多的疾病下的重症病人,他们的生命或生存质量的基本维护,几乎更成为一个无法进入人们视野的问题 。
另一个人们更容易谈到也更广泛的影响当然是经济 。已经有经济学家开始比较这次疫情与非典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产业 。经济学上的数字和死亡数字一样,在经济受到冲击的失业率之后,也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而最先和受到最致命冲击的一定是本来就在贫困线或温饱线挣扎、而又依附于这些产业的农村城镇人口和城市中的底层人群 。

文章插图
2009年的墨西哥地铁上戴口罩的人们
【墨西哥甲型流感 墨西哥流感事件】重大卫生公共事件中的决策之所以困难,不但在于病毒和流行病学上的未知,还在于其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些方面有些直接和防疫相关,有些不直接是传染病本身,但也同样性命攸关 。很多人没有在我们看得到的名单上或数字中,但同样在生死边缘挣扎,我们不能忘了他们的存在 。在坚持抗疫、救助已知患病者的情况下,不同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恢复一些生产生活,对那些只能被动求助却还没有被听到声音的潜在感染者,和很多平时就要与病魔殊死搏斗的其他重病患者,还有只能靠一点小买卖、打工或者救助为生的底层弱势群体来说,是保障他们生存的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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