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霍透露，今年其所在中学有七八十名高三学生报考了高职单招，去年只有56名，但报考单招的考生占该校总考生数的比例并没什么变化，约为3.5% 。他认为，学生之所以如此，除了观念上的保守，还与学生对高职院校及高职单招政策的不了解有密切关系，“现在国家提出弘扬工匠精神，重视技能人才，高职院校也有了新的发展，但不少家长和考生的观念还停留在几年前，这其中还是学校、老师宣传不够 。”
薛霍所在学校的一名高三学生向记者表示，其班上只有3名同学报考了单招，在报考之前有五六家高职院校曾来学校发宣传单，“了解得很有限”“很多同学觉得麻烦，还是觉得高考靠谱” 。
“很多中学是不让高职院校进校宣传的，觉得高职单招的受众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有的则是通过关系、付费等一些特殊方式才能进去 。”在耿巍看来，高职院校与考生缺乏面对面直接沟通、交流的渠道，而这会对高职招生造成不利局势 。
国家要取消歧视高职的制度
如何打通高职院校与考生、家长之间的隔阂与偏见，让有意愿的学生走近高职，也让高职单招发挥选拔人才的最大效应？
显然这不是一家之力可实现的 。
王纪安认为，教育部门应加强高考改革相关政策的宣传，使考生及家长能够了解高职院校分类考试，能够正确面对高职单招，同时学校也应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学老师、考生及家长普及高职单招相关的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 。
“高职单招的规模越来越大，就不再是实验品，而应该逐渐规范化 。”具体而言，耿巍认为，首先教育行政部门应担负起更多责任，比如搭建学校与考生沟通的平台等 。
让耿巍拍手叫好的是，今年江苏省不仅严肃招生行为，对虚假宣传、违规承诺吸引或欺骗考生入学等违规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同时引导中学对高职院校开放，并组织了多场高职单招的交流咨询会，高职院校和家长、考生可以面对面交流，“给了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较高的高职院校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也给了沟通的平台，更有利于考生和家长了解真实情况，从而选择报考我们 。”
“政府是最有力的参与者，政策的决策者、制定者、参与者和评价者，改革考验着政府的这项工作治理技术，成熟的工作机制是完成招生改革的基本保障 。”王伟认为，招生改革涉及社会多个层面，需要集体发力 。他希望能把考职业院校的升学率纳入中学的评价指标，并建议学生多用些信息手段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让自己对将来有个起码的认知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者熊丙奇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建议，国家要取消歧视高职的制度，给每类教育、学校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并给高职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结合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课程与人才培养模式 。而高职学校本身，也要转变规模办学路线，走特色办学之路，以质量和声誉吸引生源 。
“学校要给家长一个值得托付的理由，给学生一个值得期许的未来，比如进一步打造学院的特色品牌，提升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高水平高质量就业……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吸引更多考生 。”耿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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