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董仲舒提出“天然感应”也是有原因的，一来，巩固君主的权利，提升君主的权威，二来也在利用“天的惩罚”束缚君主，强调君主切莫胡作非为 。
基于此，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实则是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环境进行扬弃和改进而来，符合汉朝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大环境，而其思想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对君主权利的巩固 。
到了唐代，儒家思想又因为时代环境的改变，而出现了一些改变 。唐代经历了魏晋玄学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渐渐下跌，道家以及佛学思想更具优势 。为了与道教和佛教竞争，儒家思想在韩愈、李翱等思想家的努力下，开创了新学风 。
汉代时期，到韩愈、李翱之前，儒者主要就是对古代经典进行注梳、训诂，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大抵就是在强调名教理法，但是却缺乏对名教理法内在合理性的思考，这容易导致理法僵化成教条，容易衍生“伪”，也容易束缚人的“内心” 。
受到佛学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以韩愈和李翱为代表的思想家创立了心性学说，强调正心、诚意以修身，继而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其对“正心”、“诚意”的重视，并借此将内在修养和外在明教结合，让名教理法不再是类似“外在束缚”的存在，将其上升到内在理性的需要 。
这一点，也是极其符合当时佛家与道家学说盛行的大环境的，毕竟，佛学与道家学说，比较注重心之自由，在人的身心修养上，往往给人的启发更大 。而儒家在此之前更多强调外在就事论事的名教理法，对于名教理法于人之内心自由的束缚尚未有太大考虑，这自然导致其比不过道家和佛学 。而当时尊崇儒家思想的思想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继而借鉴吸收佛学、道家在“心性”上的研究，发展创造了唐代的儒道哲学，将外在名教礼法，上升到内在理性需要这一高度 。
唐代的儒道哲学，一来照顾到社会秩序的维护，二来，将外在名教与心性修养结合起来，让名教礼法不再是类似外在教条的僵化规则，而是人的内心认同，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照顾到了人之内心的感情需要 。唐代儒道哲学超越现实名教礼法，并提升到更高的精神最求层面，被宋明理学发扬光大，而这一思想，到了王阳明的心学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
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曾经就提出过“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人是理气合一的，而理是至善的，人的心不动时，心与理同，是至善的，但是人心一动，就有了情，而情就有善恶的分别了 。与人性不一致之过度的情，就是恶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过度之欲 。所以，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旨在强调消灭人的“过度之欲” 。
到了王阳明时期，王阳明选择性借鉴和吸收了朱熹等前人的思想，又在孟子之性善论基础上提出了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思想，而其“知行合一”更是对后世影响巨大，旨在强调人先天具有良知，人的善念是良知的“行”，人要做到“知行合一”，就是指导行为的“念头”需是符合人先天之善的良知的，否则人的行为就不符合自己的天性，属悲哀的存在 。
我们不难看出，从唐代的儒道哲学，再到宋明的理学与心学，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内心修养 。这一点，首先说明人们渐渐从现实层面的物质追求，上升到了精神追求 。其次，也说明，外在礼法之僵化运用，衍生了许多“伪君子”，而对“心性”之修养的重视，也表明了人们对“虚伪”的排斥 。
人类社会渐渐发展成熟，人的需要渐渐从物质转向精神，儒家思想也渐渐从外在名教转变成内在心性修养，儒家在与时俱进，现代社会的儒家思想同样也是与时俱进下的产物，即便是现代社会，我们同样需要儒家思想 。我们看待儒家思想，不要因它发源自几千年前，就说它是“旧的”、“落后的”，儒家思想能够发展到今天，它的传承没有断裂过，那么它的创新与发展也没有停止过 。从先秦时期的儒家，发展到后面宋明时期，以至于到现代社会，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在时间长河中根据人的需要展现其不同的特色，通过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表现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出，人越来越注重“心性”修养 。而儒家思想，也同道家、佛学思想一样，对现代社会之人之“心性”修养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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