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历史比较法也有局限性，它只能解决语言的谱系问题 。它根据不同的现代语言的同源词多少，来推断这些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然后画出谱系树 。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一群亲属语最早来自同一种语言，后来才分化，那么这些语言最初的词汇肯定是相同的 。分化以后，由于语言是不断变化的，过去相同的词汇不断地流失 。分化早的，流失的就多，分化晚的，流失的就少 。所以，凭语言中同源词的多少，大体上可以断定语言分化的早晚 。
但是这种方法解决不了分化的年代问题 。例如，印欧语分化成十个语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斯拉夫语族分化为俄语、波兰语、捷克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分化的地点问题也很难解决 。例如，印欧语诞生地的确定，靠的还是这些语言所共有的生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山毛榉与鲑鱼，语言学家根据这些动植物的分布，把印欧语的起源地锁定在维斯杜拉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域 。地点确定以后，根据考古学的证据，这些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才出现印欧语中普遍出现的马与羊 。于是语言学家认为，印欧语在公元前4000年晚期开始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使用 。但是，这些方法都不是语言学本身的 。
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
潘悟云：一直到二十世纪，美国的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提出一个新的方法——语言年代学，语言的发生年代才能够得到确定 。要理解这个方法，可以参照地质学用放射性物质碳14对年代的测定 。活生物体内的碳14的含量是固定的，死了之后，体内碳14衰减的速度是恒定的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考古队从地下挖出一头鹿，根据碳14的现存含量与衰减速率，就能算出这头鹿的死亡时间 。那么，语言学变化的速度，是不是也像碳14那样，是恒定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根据两种语言中现存同源词的多少，就可以知道它们分化的时间 。
斯瓦迪士给语言学找到的碳14，就是“核心词”，或者“核心语义” 。人类认知的共同性，决定了有些词大家都会常说 。比如太阳、月亮、身体部位名称，还有人称代词、数词，这些都是核心语义，而且变化比较慢，原因在于人的交际需要 。比如，小孩今天晚上叫“妈妈”，明天上午叫“嬷嬷”，妈妈就听不懂了，最核心的语义一定是变得比较慢的 。斯瓦迪士经过统计，认为核心语义的变化速率也是恒定的，于是提出一个语言年代学的公式，利用这个公式，通过计算两种亲属语言中现存的同源词多少，来计算分化的年代 。
但是，这种方法遭到了很多质疑 。第一个原因是，语言的变化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战争频繁的地方，语言变化的速度就快，一打仗人死光了，其他地方的人迁移过来，语言就发生变化了 。中国历史上大的动乱，例如唐朝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北宋的靖康之难，都导致了北方移民大量南下，一旦与当地人接触，就会引起语言的借用 。第二个原因是，词汇的变化速度也不一样，核心词变得慢一点，文化词就变得很快 。甚至有些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很稳定的词，实际上并不稳定，比如说人称代词 。汉语里的第三人称先秦还没有，出现时已经很晚了 。上海人喜欢说的“侬”最早是第一人称，古吴语以“侬”或“阿侬”表示“我”，现代上海话“侬”则变成了第二人称“你” 。所以印欧语中一些最稳定的语义，在汉语中就不一定如此 。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用了斯瓦迪士的理论 。不少中国学者，如孙宏开、黄布凡、郑张尚芳等，都认识到斯瓦迪士的理论对东方语言不完全适用，进而提出了东亚语言的核心词 。但是我们认为，绝大部分核心词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如太阳、月亮，大家都常用，例外只是少数 。中国学者提出的核心词同斯瓦迪士相比，绝大部分也还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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