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提出上述意见的也并非淳郡王弘暻本人 ， 而是另有他人 。有意思的是 ， 此人正是雍正八年随同高其倬的管志宁 。此时的管志宁已经升为“礼部员外郎” ， 经历了两次洪水的冲刷 ， 管志宁显然对自己和洪文澜过去的工作有了反思 。在随同淳郡王弘暻至福陵重新相度之后 ， 管志宁确信自己判断的正确 ， 提出福陵乃“旺方水城 ， 当顺其安澜之性” ， 所以提议将雍正八年所建的部分石堤拆除 ， 以便于泄洪 。这个主张得到“议政大臣”会议的赞同 ， 但人们把雍正八年在福陵筑堤的责任推给了前一年即乾隆三年病逝的高其倬 ， 认为是高其倬把陵墓工程错当水利工程 ， 建堤防护 ， 不但劳民伤财 ， 而且破坏了福陵的风水 。
水利问题 ， 还是风水问题？这里其实遗留下来一个迷案 ， 雍正八年高其倬带同管志宁前往福陵查勘 ， 并且提出筑堤防水的方案 ， 到底是高其倬的主张还是管志宁的主张？由此也可以看出 ， 所谓福陵的风水问题 ， 说到底是一个水利问题 。但是 ， 出于对风水的关注 ， 更强化了对于水利的重视 。从这个角度说 ， 风水、工程 ， 在当时其实是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的事情 。而所谓的堪舆家、风水师 ， 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最杰出的水利专家 。但他们对于水利的思考 ， 却是建立在堪舆的思路、风水的理论之上 。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模式 。同样出于对风水的重视 ， 从最高统治者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 到主持工程的亲王、郡王 ， 都强调一个基本理念：找不到精通风水堪舆的人就别谈 ， 没经过风水师勘测就不能动工 。此后 ， 嘉庆十五年修复乾隆皇帝裕陵的东山口井座、十七年候补兴京祖先永陵之明堂迤西河岸 ， 统统因为关系到风水问题 ， 命钦天监“遴选精晓地理”、“熟谙堪舆”之员 ， 前往相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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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
这是对堪舆、风水的敬畏和认同 ， 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陵寝工程选址、规划、设计、施工的科学性 。包括堪舆在内的中国古代术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 正是在这种“敬畏”和“认同”之下得以传承 。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 ， 堪舆或风水也是需要服从权力的 。但结果却需要具体分析 ， 也许是造成无端的浪费 ， 也许是排除了无端的刻意 。
雍正皇帝的泰陵雍正皇帝在选择了易州“吉壤”之后 ， 营建陵寝 ， 但明确表示：一切从简 ， 石像生这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配置都免了 。老子虽然表了态 ， 但作为儿子的乾隆皇帝则认为 ， 没有石像生怎么能行 ， 于是令总理事务王大臣共议 。当年相度风水的高其倬、洪文澜称 ， 当年在泰陵不置石像生 ， 是因为山川形势的局限 。泰陵是盘山修建 ， 如果设石像生 ， 高低不平 ， 参差不齐 ， 特别是甬路转弯处 ， 石像生的朝向都会发生错乱 ， 所以从风水角度不适合建石像生 。但乾隆皇帝不为所动 ， 提出：如果说是地形所限 ， 为何不将大红门、龙凤门向外拓展 ， 使得地势宽敞一些？在他看来 ， 典礼是不可违背的 ， 风水形势却是可以改造的 。所以让洪文澜等再加相度 。但洪文澜相度的结果 ， 仍然是风水问题：“大红门正在龙蟠虎踞之间 ， 护北面随龙生旺之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 ， 前朝后拱 ， 天心十道 ， 实天造地设门户 ， 不便展拓向外 。”并且特别指出 ， 礼制上原本就没有石像生 ， 现在地形又有限制 ， 还是不要安放了吧 。遇到这么“轴”的风水师 ， 乾隆皇帝只好退让 ， 但留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活口：“知道了 。”尽管若干年后 ， 充满自信的乾隆皇帝还是下令在泰陵增置了狮、象、马、武将、文臣五对石像生 ， 但洪文澜等堪舆家的自信和执着也足让乾隆皇帝敬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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