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回忆 ， 一边来回踱步 ， 甚至把出现误诊的起因揽在身上：“这个责任不怪青年 ， 责任在我们老同志 ， 没有把以往的经验及时传给青年 。 ”
为了支持陈晓红 ， 他挨个通知当时在北京能找到的医学界院士 ， 参加新书出版的研讨会 ， “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 被你们做了 ， 我很激动 。 ”
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接到了研讨会的邀请 ， 他回信 ， “对未应邀到会表示歉意” 。 后来 ， 他特意约见陈晓红 ， 给她打气 ， 强调误诊的规律值得探讨：国外有人研究犯罪学 ， 不是教人犯罪 ， 是为了避免犯罪；同样 ， 研究误诊不是教人误诊 ， 而是要减少、避免误诊 。
那本书总结的误诊规律 ， 如今在计算机的重复核算下得以验证、更新 。 只不过 ， 原先人工计算的5000份误诊病历 ， 如今扩充到30多万份 。 《误诊学》甚至被盗版 ， 翻译成繁体字 ， 流行于港台 ， 出版社想要维权 ， 陈晓红不同意——她想让更多人看到这本书 ， 哪怕看的是盗版书 。
1995年 ， 陈晓红去《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当主编 。 在那时 ， 医疗纠纷开始增多 ， 把许多医生缠得焦头烂额 。 承认误诊 ， 无异于自找麻烦 。 但一批老院士、老医生 ， 愿意说一些刺耳的话 ， 把封笔之作留在了这本杂志上 。
上世纪70年代初写出130多万字《腹部外科学》 ， 影响当时数万名外科医生的钱礼 ， 早已宣布搁笔 。 但他看了杂志上的误诊分析后 ， 主动撰写多篇反思误诊误治的文章 ， 希望能“传帮带” ， 帮助青年医生迅速成长 。
中国现代耳鼻咽喉科创始人之一姜泗长 ， 在从医的第55年 ， 回忆起他做过成百上千例耳硬化症手术 ， 牢牢记得唯一失败的一例：1970年左右 ， 手术即将结束时 ， 病人头部突然移动 ， 他拿着镊子的手没来得及避开 ， 将一块组织推进前庭 。 病人听不见了 。
他还回想起1949年那个患有较大上颌窦纤维瘤的16岁男孩 。 这是个预期会进展顺利的手术——姜泗长向来以快捷准确的手术受到同行的夸赞 。 但那个男孩最终因突发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 ， 而术前没有准备足量的输血血液 。 事后 ， 男孩的父亲主动安慰姜泗长 ， “姜院长做都失败了 ， 那别人做 ， 失败更是可想而知了 。 ”
“这比当面骂我更刺激我 。 ”在往后的日子里 ， 姜泗长总会想起那个男孩稚气可爱的模样 。 他把手术失败归因于当时年轻自满的情绪 。
姜泗长在回忆文章里袒露了若干个医疗失误 。 这些血淋淋的教训 ， 推动他关注、支持误诊研究 。
一本由外国医生撰写的书籍《医生的抉择》提到 ， 每个医生心里都有片墓地 。 每当有因手术失误而死亡的患者 ， 这片墓地会新增一块新的墓碑 。 医生也是普通人 ， 需要借助失误成长 ， 丰富经验 。
那些给杂志投过稿 ， 愿意自揭伤疤的老院士 ， 如今大多离开人世 。 陈晓红感叹 ， 这些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留下痕迹的“大家” ， 在回望从医生涯时 ， 极少提及成就 ， 都在讲犯过的错误 。
谈误诊 ， 是要解决问题 ， 而不是制造问题
如今 ， 计算机帮助陈晓红找出了许多误诊规律 。
各级医院的医生都可能误诊：年轻医生误诊 ， 大多因为经验不足 ， 想不到是另一种病；老医生误诊大多因为经验太丰富 ， 想当然 。 误诊不是A病被误诊为B病 ， 而是A病可以被误诊为许多病 ， 而许多病可以被误诊为A病 。 不同疾病之间盘根错节互相交织 ， 相似的症状可能通往许多疾病 ， 常见病的临床表现越来越隐秘、个体化 。
更麻烦的是 ， 在今天 ， 留给医生作出诊断的时间变少了 。 许多受访的老医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 。 送到急诊的病人 ， 有时还没来得及被诊断 ， 就已经断气 。 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地与疾病竞争 ， 学会果断地给出诊断 ， 且必须诊断正确 ， 否则容易招来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