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吉见俊哉的《“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以下简称《冲击》）近来对中文读书界形成的冲击，或许可以理解为某种超越国界、物伤其类的共鸣感，或者说，痛感 。在这本讨论“文科危机”的著作中，作者直言，“实际上这一‘危机’所威胁的不仅仅限于文科 。倒不如说，恰恰是这一‘大学危机’，超越了文科和理科的鸿沟，它才成为日本大学需要直面的现实 。”或许，将此言中的“日本”置换为当下的中国甚至美国、法国、德国，都似无不妥 。直面“废除文科学部”的危机对中国而言或许为时略早，然而以“文科危机”为表征的全球大学的普遍问题实则却为各国所共有，无论是此刻抑或未来 。我生于八十年代，那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度是社会的普遍共识；2000年前后，新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也被人津津乐道，而今理化生却似乎都只能被包装在“自然科学试验班”中艰难求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愿景亦不等同于实情 。在这个意义上，文科的落寞恐怕只是“先退为敬”而已，大学的危机将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而《冲击》作为域外经验对于当下学界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
有用与无用
《冲击》中所胪列的大学生存环境问题（全球化、高龄少子化、人才竞争战）乃至“国立大学改革方案”之因应，对我们而言都似曾相识 。从“理科有用、文科无用”的社会认知、文理科竞争性经费的失衡，到文科省指导下的大学改革、竞争原则的引入、周期性学科评估、研究生扩招、教育管理部门对人才培养的强调、对组织调整和功能分化的凸显、对“创新”服务社会经济的期许，莫不尽然 。这一时移-世易-备变的应对策略背后则是不由分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进化论逻辑 。其结果是，文科从业者们“在日益窘迫的环境中，也更容易采取防御性的态度，不求发展，只求守住自己的领地 。”在“创新”成为衡量大学国际竞争力水平和资源配置依据的时代，文科的相形见绌、不合时宜似乎无可申辩 。

文章插图
吉见俊哉，1957年出生于东京都 。著名社会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副校长 。研究领域为都市论、文化社会学 。代表性著作有：《博览会的政治学》（中公新书）、《媒体时代的文化社会学》（新曜社）、《媒体文化论》（有斐阁）、《世博会幻想一一战后政治的束缚》（筑摩新书）、《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在政治上的无意识》（岩波新书）、《何谓大学》（岩波新书）等 。
而吉见先生却试图为之一辩 。对于主流社会相关议论中的关键词、理科思维下的单一尺度——“创新”，他援引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出了异议，他将广义上的“理科”与“文科”的意义维度区分为“完成目的的有用性”和“创造价值的有用性” 。其中，前者“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因此也“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体系”；而后者“则要求具有将那些可能在较长时间段中发生变化的多元价值纳入视野的能力”，而“在多元的价值尺度中，为了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用最佳的价值尺度，就需要与各种价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离，采取批判的态度 。深陷于某一个价值尺度，将失去应对新变化时的灵活性 。”这一区分中至少暗含着文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它可以象征想象力，更应是防波堤 。吉见在可比的意义上，通过对日本的索尼公司与美国的苹果公司的比较，指出“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 。”而陈平原的忧虑和提醒则更为普遍的现实性 。他在讨论人文与科技的关系时表示，“技术进步无法阻挡，但其对于人类思想及道德的挑战不能忽视，起码必须未雨绸缪，不能任凭某种科技（比如信息科技）单兵突进 。”（陈平原：《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收入《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年3月，第27页 。)这些年数字化、人脸识别技术、AI、人工智能摧枯拉朽的迅猛发展，而其问题在近年来也已逐渐凸显，当此时也，“文科何为”值得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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