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担心我会有危险，所以制定了新的规则来保护我:如果我独自在家，我永远不能开门，即使我知道谁在那里 。我从来没打开过窗帘，我从来不敢独自冒险到后院去，更不用说前院了，我也从来没有和除了爸爸妈妈以外的任何人谈论过身份盗用，因为我们不想无意中把我们知道的信息透露给别人 。“知道我们的人越少越好，”妈妈宣称 。爸爸经常重复这句老生常谈 。
我与外界迅速断了联系，我感到完全被孤立了 。学校里的社交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我是一个孤单的人，因此我成了欺凌的首选目标 。为了早日毕业，我努力学习，最终考进入了离家整整两小时路程的普渡大学，让我与我的家庭问题保持了非常必要的距离 。
上大学是一种解脱 。我住在学生宿舍，学习农业传播，我也终于摆脱了身份盗用，和它迫使我过上的生活方式 。
到了第二年夏天，我租到了一套校外的单间公寓 。因为用电问题，我给电力公司打了电话，安排了维修工作，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几天后来了一封信 。因为我的信用评分，我需要支付100美元的押金来建立服务 。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还没有建立信用 。我要了一份我的信用报告，更多的是出于好奇 。
秋季的某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信用机构的信件，我打开信封，发现我的报告有10页长，充满了欺诈性的信用卡记录，它们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一年我父母的身份第一次被盗 。我的信用评分也附上了:380——不合格的信用 。
我哭了起来，我哭着给妈妈打电话，“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对我?”我永远不会有车，房子，什么都没有!我很伤心，被不知不觉地回到了童年的混乱生活 。
当我看到欺诈指控时，我想，他们肯定会理解我不是个骗子，我只是个孩子 。我找到了其中一家信用卡发卡机构的客户服务电话，打了个电话，解释说我的身份盗用了，我们家多年来一直是窃贼的目标 。我得到的答复是一记耳光 。“你怎么能指望我们相信呢?你名下的信用卡还了两次款，小偷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刷了很多信用卡，却从来不还钱 。”
我很委屈 。我一直被认为是有罪的——我欠了很多债，我是一个赖债不还的人——但我不是 。
我把挫折感转移到学业上 。我在研究生院注册了一个消费者科学和零售项目 。我进行了关于身份盗窃的研究，希望能帮助其他人了解这种犯罪，提高公众意识，甚至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追查到我家的身份盗用 。
与此同时，我家的问题还在继续 。他们似乎是一波又一波地来了——比如，一些讨债公司的通知，一些不属于我们的账户的电话，都不请自来了 。
2012年8月4日，我获得了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同一天，妈妈被诊断出患有伯基特氏淋巴细胞白血病 。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类型的癌症有80%的存活率，但母亲是“另外的”20%之一 。六个月后，她去世了 。
妈妈去世几周后，爸爸打电话给我 。他很生气 。“2001年你的信用卡透支了，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没有!你在说什么呀?”
“你不要对我撒谎!你的信用卡对账单就在我手里!”
“什么信用卡对账单?”
“第一美国 。”
“爸爸，那张信用卡是以我的名字取走的，这是身份盗窃案的一部分——你怎么会有这个?”
“在你母亲的档案里，还有你的出生证明 。”
那一刻，我的血都凉了 。我的出生证明不应该和身份窃贼开的信用卡对账单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 。我有我的出生证明原件，那是什么出生证明呢?
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是谁盗用了我的身份，我希望我错了，但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不会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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