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分封制”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井田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 。
《礼记.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
又曰：“制：农田百亩 。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 。”
这是说，一个农夫受田百亩，按土地肥瘠程度分为不同等级，最好的田可以养活九人，最差的可以养活五人 。
这个时候，“精确”统计“户籍”人口就尤为重要了 。
亦可见，西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上好的农田，也只能养活九人 。
第二，是“国家税收”和法律约束所需要的 。
西周，“敷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皆归周天子所有，分封给诸侯管理，诸侯再往下“转移”管理权 。天子、诸侯、士卿大夫的食用，皆靠从耕农所种农田收获中攫取 。
所以，田有“籍田”，即“借”或“租”之义；收取的“税收”亦称“籍” 。
《诗.大雅.韩奕》：“实墉实壑，实亩实籍 。”郑《笺》：“籍，税也 。”
《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徹，其实皆什一也 。”
这就是沿用多代的农业“十一税” 。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开始实行“丁赋”，即按“人头”纳税，亦称“算赋” 。凡年十五至五十六岁之人，每年交一百二十钱，叫“一算” 。后来历代沿袭，多寡不一，亦称“丁算”“丁钱”“丁银”，明清以后，才逐步为“土地税”所代替，如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 。
不论“十一税”还是“丁赋”，都是以“户籍”制度及管理为基础的 。
这种管理，与刑罚相配套，就是“籍没”——将土地财产等“罚没入官” 。
《三国志.魏.王修传》：“袁（绍）氏政宽，在职势者多蓄聚 。太祖（曹操）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貲以万数 。”
第三，是古代“兵役制”“劳役制”和培养举荐人才之必须 。
西周，天子、诸侯皆拥有少量“常备军” 。春秋以始，诸侯争霸，“兵役制”遂向“兵民制”转化发展 。
《管子.立政》：“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 。”“什”与“伍”，也成为军队的基础“编制” 。
《礼记.祭义》：“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 。”《正义》：“五人为伍，二伍为什 。”
卫鞅相秦，大力变法，其中一条，就是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户籍制” 。并明令开荒有功，军功封爵，极大促进了秦国发展 。
同时，“丁壮”“丁役”“丁徭”亦历史久远 。《诗经》中，便有哀叹服丁役痛苦之作 。
另外，《左传》有《子产不毁乡校》；后来有“乡试” 。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伍”，这于古代的“基层教育”和“户籍制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
古代，“籍贯”之“户籍”，又称“名籍”，作用不可谓不大 。有个成语叫“亡命之徒”，意思不是“不要命的坏人”，而是“脱名籍”或被“除名籍”之人，遂只能“亡命”，就是“流浪四方”了 。
不可否认，古代的“籍贯”“祖籍”“先祖”观念，一旦与权力财富相结合，便形成了“门阀”势力 。凭藉“门第”，讲究“门望”，培养“门胄”，受庇“门荫”，极大形成了阶层固化，阻碍了社会进步 。
所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会成为具有号召力的口号 。
当然，这与“籍贯”“祖籍”二词，既有联系又不是绝对的“因果” 。
答：籍，祖辈以来的家乡；贯，祖辈以来的职业 。
祖籍（祖根）与籍贯是两个概念 。祖籍（祖根）是指某姓发源地、始祖居住地；祖根考是从姓氏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寻根溯源地考察该姓的始祖居住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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