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铭铭
理学所力图创造的，是一个新人文秩序 。在理论上，这个秩序无须政府的外在强制，即可通过“私学”，由内在格物、省思与感知实现 。在理学家的本来设想中，秩序，为天、地、人“三才”的自然联系，学者只不过是在非政治行动软弱无力之时，才不得不参政，以实现其理想 。然而，任何秩序学说一旦得到朝廷采纳，被改造成政治话语，就再也无法逃脱成为强制秩序的命运了 。在这一方面，社里、铺境等基层社会组织和教化单位中隐藏的理学理论，又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而官方化理学的秩序建构，其运用并不局限于这些方面 。从明初起，这一秩序建构被全面运用于对城市空间的再设计和再解释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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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城图》载于明万历版《泉州府志》


在理学官方化之前，在都城和其他城市的营造中，建筑空间与周天之度的对应原则，早已得到广泛遵循 。在建造城市时，古代建筑师注重天、地、人的和谐一致，他们把城市看作宇宙中秩序垂范的体现 。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周礼》卷十六《考工记》便云：“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考工记》所言并非仅是修辞，而是一种传统 。城市建设与宇宙观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辉映关系，在古代史中贯穿始终，其具体内容为符号化的空间设置，而总体诉求在于构造一个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居处，以期使居者透过它“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泉州城始建于唐代中叶，至明时，已出现过不少变化 。应该承认，这一空间设置的宇宙观传统并非到明朝才开始得到运用，而是在泉州城始建之时便得以遵守，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泉州唐城的方形结构 。不过，明以前，宇宙论建筑规范对泉州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特别是城市的对称性、一致性与轴向性特征等方面，泉州城的形象黯然得多 。在古代宇宙观中，空间被想象成由一系列的同轴之方被圆形之天架构而成（外圆内方）的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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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圆地方示意图


但是，五代至元在泉州进行的大规模拓城，大多是应收罗周边聚落、市场、寺庙的需要而实施的 。拓城使泉州极其不规则，在总体外观上缺乏整齐划一的四方围绕中心的五方格局形象，最多像是“鲤鱼形” 。尽管其官府所在区位保持了代表政治秩序的四方形，但泉州的平面布局，却难以让人联想到其与宇宙秩序的关系 。与此同时，在这个漫长的阶段，伴随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各种宗教汇聚一城 。其时，官府承担着捍卫经典宇宙论建筑规范在城市中的地位之使命，但由于它并没有排斥异族信仰空间的任务，因此，显现正统的那些建筑象征，没有取得压倒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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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城池图》载于清·方鼎修、朱升元等纂《晋江县志16卷》清乾隆散失年刻同治十一年重修本
到了明初，泉州已积累了历史上多次扩建留下的遗产，而难以改变“围城”的原有形态；此时，朝廷和官府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加固城墙 。然而，在城市周边海岸，在朝廷命官的设计和建设之下，增添了一条由卫所之城构成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捍卫着府城，阻隔“倭”“夷”与边界之内居民的来往 。而地方官似乎也已深刻意识到，城池虽是安全的建筑保障，但城内的社会是否稳定，却仰赖“质朴人心”的养成 。如明万历《泉州府志》卷四所言，这种质朴人心，应该有“上下相安，大小相恤”的内涵 。然而，元末明初，泉州“侈竞成俗，强能侵弱，贱亦妨贵，闾里之间无赖成群”，倘若“小奸大奸之伏万一有他”，则可能爆发动乱 。因此，加固城墙、增设卫所虽然重要，但“宁城急务”，却是在居民间“禁奢、止竞、辨分、定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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