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的建筑结构中也运用了类似的方位模式 。明清两朝的泉州衙门采取“部署围绕大堂(即县衙主厅)”的形式 。与普通房屋结构稍有不同的是,衙门似乎更加强调突出中轴线,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衙门比房屋更要显示直接而明确的权力结构所造成的 。衙门建筑空间的方位关系表现为:北=官方=统治,南=平民=隶属,东、西=部署=协从,中=地上之天=皇帝=太极 。寺庙的空间布局与衙门非常相似,也设计成长方形,内室分成若干方块,主要的点都被赋予了等级意义 。“中厅”是供奉神像之地,一些寺庙在中厅周围设有“辅祀”的帝室 。主神坐北朝南,意味着对仪式臣民的统治(与衙门意味着对百姓的统治一样) 。有时私宅中的“天井”在寺庙中也有保留,有时寺庙本身就是一个“天井”,通过它天神被请入寺庙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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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元寺总平面图》开元寺初建于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年)
我们可以把这些建筑看成撮合神与人的“世界中心”,在这个中心展开的,包括建筑空间范围内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 。房屋结构所代表的三个“等级”是祖先(天)、父母(地)和儿子(人),在衙门中则是国家崇拜(天)、府衙与部署(地)和百姓(人),而在寺庙里,这些等级则是神(天)、仪式专职人员(地)和参拜者(人) 。私宅以祖祠为中心并向四周分出父母和儿子的卧室,衙门以北或府衙为中心辐射出部署与百姓,寺庙则从主神与辅神之位向南面参拜者伸展 。建筑物的设计与城市的建造一样釆取了宇宙观模式,三种类型的建筑都有墙并都含有如“流水”(字面意义上的“水流”和实际上的房屋排水系统)等的“护城河”象征,墙与沟渠又标划出了内(家、神灵居所、政府)与外(街坊与城市、社区与府县)之间的界线 。水与山的区别也被用于建筑物,建筑物本身被看作山,屋外则可被看作海,其内的排水系统则类似于风水中的脉与河流 。一座建筑物,其外相当于“星野”,其内与“封域”相似,其中(厅堂)则类同于“中国”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论及中国的地图绘制“科学”时指出,中国的象形文字特征对于任何制图都有其普遍意义,它表明了在中国文明中宇宙与地图的密不可分性 。[12]由李约瑟的观察深入一层,我们还可以看到,要把中国的图或地图与其所代表的视野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 。例如,一幅山的地图是一幅图,而这座山本身也是一幅图,因为它又映射着其他的东西 。在泉州,可以发现,城市宇宙观的地形形貌与“图”的观念非常一致;另一方面,文中所附之图代表了从宇宙到住房的不同测绘空间,而它们的外形与内涵却很相似 。正如我们不易界定房屋设计与城市地图之间的区别一样,也不易在城市形貌与宇宙图像之间做截然的划分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泉州城的形态具有双重角色,它得自于帝国城市的重建、重释、隐喻和规划,因而,它不仅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形态,而且还充当着宇宙观映射的某种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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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岸全图》(泉州府、晋江、金门段)载于《沿海地形分布图》清,1063cm × 61cm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应当承认,与建立在对社会经济资源供给和政治功能的经验观察及现实考虑的基础之上一样,明清泉州的城区规划也建立在宗教式宇宙观基础之上 。然而,在中国城市中重现岀来的宇宙观景象,显然代表着一种不仅把政治、经济现实与其影响范围相结合,而且把宇宙秩序赋予社会组织与政治的整合力量 。用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来说,宇宙观为“组织的客观秩序与主观原则”的高度一致性做岀了解释 。[13]具体而言,明清泉州城的象征设计,展示了城市在使地(社会)之力与天(神灵及隐喻性的皇帝)之力相关联中所充当的角色 。作为一个宇宙图像系统,城市主要是一系列的文化创造,但它也提供了一种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具启示性的模式 。例如,在宇宙观上,南北中轴线具有某种阴阳关系,在政治地理中,它反映出处于统治地位的皇权国家(北)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臣民(南)之间的等级关系;在经济上,南面是一个在代表着权的北面监督之下的重要市场;在思想意识上,南面市场与北面政权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性的天后与政治性的城隍之间的反差中得到了重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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