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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翁、曾关系与李鸿章在其间的依违
道光末年曾国藩以精研义理名动京师，祁翁两文端“俱以实学为天下倡”，翁、曾之间，门派迥异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由于肃顺的介入，使学派之争逐渐演化为政治派别的对立 。
曾、肃之间，颇有渊源，“曾侯始起由穆鹤舫，大用自肃豫亭 。［（２３）］”据《庸庵笔记》记：咸丰在世时，欲命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 。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 。上曰：善 。遂如其议 。［（２４）］”有学者认为，肃顺虽擢用一批湘军集团头目，但两者只有事实上的联系，并无特殊关系，并引欧阳昱《见闻琐录》里的一段记载，说肃顺被处决后，“藉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 。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２５）］”其实，这只能说明曾国藩的谨慎，并不能说明他与肃顺无染 。就在曾国藩得知辛酉政变消息的前十天，［（２６）］他在“致澄弟沅弟”的信中还说：“沅弟信中决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余意亦觉如此 。盖观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即指肃顺等八顾命大臣一引者）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２７）］”推而言之，曾国藩及湘军之起，肃顺实为有力奥援 。否则的话，政变消息传来，曾氏也不会一连多日中夜不眠，“为之悚仄忧皇”了［（２８）］ 。直至若干年后，曾国藩在对亲信幕僚的谈话中，还以“天下事真无是非”［（２９）］来为肃顺鸣不平 。亦可见两人关系绝非泛泛 。
相反，肃顺对翁心存则极力倾陷 。据陈澧《翁文端公神道碑铭》所记：“公屡掌户部，慎持大体 。……心肃顺所为掊克事，皆力止之 。肃顺大憾，每事相龃龉 。公以足疾请假，旋请开缺 。［（３０）］”翁同书在《翁文端公行述》中又记道：“府君既去位，而肃公方贵重用事，会户部钞票案起，遂兴大狱 。欲以奇祸中府君 。上知府君无它，卒不深罪 。当是时，微上保全，几不测 。［（３１）］”翁、肃之间，可以说得上是深仇大恨了 。曾国藩既与肃顺亲近，自然与翁心存疏远 。检索曾国藩书信，他当时与诸多经学大师均有书信往来，但与翁心存却并无通问 。那么，经曾氏授业而又出翁氏门下的李鸿章，又是如何依违其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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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回乡办练和加入曾国藩幕府的经过，海内外治湘、淮军史和研究李鸿章的专家多有所勾勒［（３２）］，澄清了不少为笔记误传的史实 。客观地说，对于招纳李鸿章入幕，曾国藩的态度是主动的，心情是欣喜的，并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有流露［（３３）］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从坊间石印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３４）］中，曾觅得一封李鸿章于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１８５８年８月２３日）写给曾国藩的亲笔信 。这一天，正是太平军第二次攻克庐州城的当天，也是李鸿章决定携带家眷逃离庐州的前数日 。因而这封带有总结和检讨意义的长信，对了解李氏这段时间的活动和心态格外显得重要 。他在信中一方面对曾、胡等将帅“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向往；另一方面，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感到有负曾师的栽培和期许 。他自认：“鸿章材质驽弱，不甚造就，无任事之力，徒有忧时之志，处桑梓兵燹，困心横虑，靡所补救 。非其地、非其人，则无从学习也 。［（３５）］”当时，由于前任皖抚福济调京，李鸿章面对家乡糜烂，急欲脱身，但又在北上入京和南投曾营之间犹豫不决 。而曾国藩于八月廿日收到此信后，得知李鸿章因庐州二度失守流离失所，便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并给在南昌办理湘军粮台的李瀚章写信表示：“少泉弟肯来ｃì＠⑤③助，望即迅速命驾 。［（３６）］”这一正式发出邀请的日子是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而以前的有关史著，限于资料，对这一段史实均未能详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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