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参与与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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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庄练先生所引一士随笔的记载，尽管言之凿凿，甚至连细节都历历如绘，但毕竟只是笔记小说家的一家之言 。笔者孤陋，检索其它史籍，均未发现有关李氏代草的记载 。野史笔记之言，既有道听途说之拾缀，又有记述者本人的想象和渲染，本不足为信史，须和当事人的原始记载相征引，方能昭信于众 。庄先生以一条未加旁证的笔记资料作为通篇立论之根据，是否显得有些唐突呢？此疑点之一 。
其次，曾氏为人精细，一般事情在他笔下均有记载，如前述确定为李代作之九年九月十五日致翁同书函，即在曾两天后致郭嵩焘的信中找到答案［（４７）］ 。又如十一年十月廿三日，曾国藩“接廷寄一道，仍为苗沛霖一事，未及金安清事，因至少荃处，请其作复查王、薛、金一折 。”［（４８）］并未言及劾翁 。这些记述中，请何人作何事，均十分清晰明了 。再来看曾氏劾翁前后之记载：同治元年正月初八日“申正归 。改折稿一件，未毕，夜改一折一片，三更毕 。”初九日“早饭后核改一折二片，又自作军情片稿一件 。夜改折稿一件，二更毕 。”初十日，“午正发报三折，四片 。”［（４９）］包括劾翁之片在内，均由曾氏亲自改定上报，似未假手他人 。值得注意的，从初七至初九日，李鸿章并未露面（曾氏每日与何人接谈，均有记述），直到初十日中午将片发报后，才有曾氏“傍夕与少荃一谈”［（５０）］的记载 。在初七日之前，检索曾氏所有日记，也并无请少荃代拟的记录 。而在李鸿章方面，从现存李氏已未刊函稿来看，唯一提及此事的是他于元年二月初八日与李桓通报情况时，轻描淡写的一句：“昨因参劾翁仲一疏，圣明谴及午帅（指袁甲三一引者）”［（５１）］ 。李桓是李鸿章的同年好友，李家迁居江西，他曾多方照护，鸿章在与其通信中，多有真情流露，但此信中亦未言明此疏为何人所作 。此疑点之二 。
再次，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曾国藩正式下札招募淮勇是在十一年十一月［（５２）］，从此时起，李鸿章主要的工作就是招募和编练淮勇，而接手幕府文案的，一是洪汝奎（琴西）、一是李鸿裔（眉生），主要是李鸿裔 。这在曾氏日记中也有明确记载 。李鸿章既已受命组军，军务繁忙，以同治元年正月上旬，他忙于迎接新募淮勇来安庆，向湘军各部求兵借将的情形看，李似乎不大可能再为曾国藩作草疏的工作［（５３）］ 。此疑点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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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讲，祁门之困后，曾国藩接受了行事懦缓的教训，每有大计常常与李鸿章商量，此已为多数史家所揭示 。以李鸿章明快果断的作风，奏劾一事必不致拖延三个月之久 。稍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曾国藩碍于翁李师门渊源，并未让李鸿章与闻其事 。而在翁同和，据其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所记：“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自注，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 。盖尝上书陈军务未见听用，虽加体貌而不合以去，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 。［（５４）］”他将捉刀者的疑点集中到了咸丰十一年冬加入曾幕的徐子苓身上，而并未怀疑李鸿章 。翁李两家，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关于此，笔者将另拟《翁、李关系与晚清政局》详述） 。因此，在没有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之前，《一士随笔》所述李鸿章代劾翁同书一案，确实尚有诸多存疑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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