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插图
刘文利在给老师们做培训 。受访者供图


渐渐地，李明的心理障碍一点点被扫除了 。在讲台上，她可以面不改色地说出“阴茎”、“阴道”等名词、教孩子们怎么使用避孕套 。
这所打工子弟小学里的几百个学生，来自天南海北，带着不同的口音 。他们有的和收废品的父母住群租房，有的跟着父亲住在建筑工地的男子宿舍 。而等他们小学毕业以后，大多数人又会回到农村老家，失去父母的庇护，成为留守儿童 。
在校长沈桂香看来，流动儿童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比其他同龄孩子都更需要性教育课 。
“比起其他孩子，他们能接收到的关于性的科学的信息更少，在性健康和性安全方面有更大风险”，沈桂香说，“最起码，学校里的性教育课能教会他们怎么好好爱护自己、保护自己 。”
性教育课开设以后，沈桂香收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有位低年级的小男孩，以前喜欢当众暴露生殖器官，上了性教育课后，就明白了阴茎是隐私部位，要好好保护，便改掉了之前的习惯 。
还有女生，独自跟着爸爸生活，很长时间都在记恨和爸爸离婚的妈妈，在课上学了“结婚与离婚”的主题后，第一次主动给妈妈打了电话，对她说“我爱你” 。沈桂香决定，要把性教育课一直在学校开下去 。
学校刚开始上性教育课的那几年，刘文利和课题组成员每节都去听 。每周，她都从海淀坐两个多小时的远郊汽车到大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拿着纸笔，边听边记 。课后，她会跟老师交流课上的优点和不足，给师生做问卷、调研授课的效果 。
那几年，这所小学里的性教育课，是刘文利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
羞耻的、隐晦的、刺耳的
在刘文利成长的年代，性教育几乎是完全缺失的 。她记得自己五六岁的时候，就问过父母：“我从哪儿来？”
得到的答案是“垃圾堆” 。从那以后，她每次经过垃圾堆时，总会好奇那么脏的垃圾堆是怎么长出孩子的？
后来，刘文利唯一能回忆起来、勉强称得上是“性教育”的课，是她上小学五年级时，全年级的女生被单独叫到了室内体育场听讲座，一位社区的女医生告诉她们，女生每个月会有几天“例假”，必须要喝热水、不能太剧烈运动 。那个时候，大家都把来月经叫“倒霉” 。
刘文利记得第一次来月经时是半夜，突然醒来，开灯一看，全是血 。她知道自己可能是“倒霉”了，但还是惊恐得不敢睡觉，直到天亮才敢告诉妈妈 。
妈妈给她拿来了一个用布缝好的“例假带”，上面装着几层卫生纸 。还特意叮嘱她，用完“例假带”要记得洗干净，挂在暖气片后面烘干，“不能让别人看见” 。
这些疑惑伴随刘文利走过了十几年 。直到上了大学、学了生物学专业，她才第一次接近“生命的真相” 。在课上，她知道了什么是胚胎、新生命如何孕育和人体的生理结构，也知道了原来“倒霉”的科学名词是“月经” 。
学到避孕相关的知识时，刘文利想起了自己的姥姥：老人年轻时生过14个孩子，最终活到成年的只有4个 。回到家里，她忍不住问姥姥，当年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没想过避孕吗？
姥姥说，她也不想一直生，但是从来都不知道避孕的办法 。她躲避怀孕的唯一途径是回娘家待一段时间 。
大学毕业后，刘文利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教生物课 。她发现，大多数生物老师在讲到生殖系统那一节时，都会跳过，让学生自学 。她想不明白，既然这些内容是科学知识，都出现在教材里了，我们为什么不讲？是不好意思讲，还是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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