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面前谈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当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试图把性教育课带进幼儿园的课堂时，就遭到了一次坚决的反对 。
一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刘文利组织的性教育课前培训，但仍旧认为，幼儿园里的性教育实验是把孩子当成“小白鼠”，结果是不可控的，“不知道孩子会被教成什么样？”她拒绝让孩子接受性教育课 。
尺度太大、时间太早、内容不当……一直以来，刘文利的性教育研究不停被人们拿着放大镜审视 。很少有人知道，在儿童性教育的课堂上，老师不只会给孩子们讲生理健康，还会告诉他们，如何塑造平等和包容的价值观、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帮助他们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提高自我保护的技能 。
“孩子对性、对身体探究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性教育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早”，刘文利说，“我们可能找不到比性更合适的载体，来对孩子们进行价值观的教育 。”
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将于明年6月开始实施 。在关于“学校保护”一章中指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这是“性教育”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 。
小学里的性教育课
一条崭新的女士内裤和一包卫生巾被放在讲台上 。
教室里的男孩女孩都坐得直直的，仰着好奇的小脑袋 。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老师李明撕掉卫生巾的包装，打开折叠的卫生巾、把它粘在了内裤上 。
这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五年级的一堂性教育课，李明正在演示“卫生巾的使用” 。每张课桌上，都摊着一本《珍爱生命—小学性健康教育读本》，书被翻到第8页，标题是“月经和遗精” 。
文章插图
李明在打工子弟小学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 。受访者供图
42岁的李明本职工作是英语老师，也是学校里最早开始上性教育课的老师之一 。
最开始，李明内心是忐忑的：给孩子们讲“性”，要怎么讲？
她从小在河南农村长大，从来没有和身边的人公开地、坦荡地谈论过跟性相关的话题，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 。按她的理解，性教育就是讲跟性行为相关的内容，孩子们这么小就知道这些，真的合适吗？
为了打消这些顾虑，在正式开始授课之前，刘文利带领课题组的成员，先给老师们做培训 。
第一步是脱敏 。她要求老师们大声念出生殖器官的名称，有的老师憋红了脸，支支吾吾老半天 。
刘文利告诉他们，生殖器官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和眼睛、耳朵、鼻子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孩子万一碰到被性侵的情况，如果他们能准确地表达出被侵犯的身体部位的名称，就更有可能在取证阶段占据优势，捍卫自己的权利 。
刘文利让老师们四五人结成一组，练习安全套的使用方法 。对一些没有结过婚的女老师来说，手软得连把模型从盒子里拿出来的劲儿都没有 。刘文利走到她们身边，说，“我希望你们在拥有亲密关系之前，就已经能懂得怎么去使用安全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的技能 。”
培训的过程中，刘文利还带来了课题组编写的教材 。李明发现性教育课不仅要让孩子们掌握身体发育、性和健康、防止性侵害的知识，还要教他们怎么和家人朋友相处、掌握生活技能，认知什么是性别和权利 。“它不只是关于性行为的教育，而是把性当作一条主线，给孩子们进行的生活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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