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一篇指责《珍爱生命》的文章在网络流传，指责这套教材中，关于婚姻自由、丁克家庭和性倾向的内容，是在宣扬不婚不育和同性恋 。很快，教材被下架 。
一切都让刘文利感到心力交瘁，她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反复想：自己到底有哪里做得不对？
在刘文利之前，国内几乎没有人开发过小学全套的性教育课程 。她对着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编写，不同龄段的孩子应该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一点一点地抠 。
考虑到低年级孩子的接受水平，教材里的文字要少一些，绘图要多一些，画手画得不准确，刘文利就带着课题组的成员在镜子前摆出那些动作，再拍照发给画手 。为了培养孩子们接纳多元文化、尊重弱势群体的意识，她在教材里设置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物，还有盲人、聋哑人和坐在轮椅里的残障人士 。
在学生们眼中，刘文利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几乎是一个没有个人生活的人 。
她有一本A4开的日程本，除了除夕那一天，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 。家里的所有家务都被丈夫承包了，回国这些年，她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家务 。她为数不多的爱好是打拳击，她买了一个半人高的沙袋，吊在家里的门框上，每天傍晚戴着拳套，打一个小时 。
刘文利说，“虽然这套教材有很多争议，对我来说，这仍旧是具有标志性的一件事，至少它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性教育的关注和讨论，知道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小学性教育的教材 。”
“性教育，是被写在法律里的”
被推上风口浪尖之后，刘文利也开始根据中国的国情，做更本土化的修订 。
他们删去了国际版纲要里不适合中国文化的部分，比如“割礼” 。在提及“代孕”时，也会注明这一行为在中国不合法 。
除此之外，他们重点做的，是从政策层面，来推动性教育的开展 。
2018年，刘文利撰写了一份“把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在官网上的回应 。让她兴奋的是，在回应里，教育部直接使用了“性教育”一词，没有使用别的词来替代 。
第二年，刘文利又写了一份提案，提出要把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也就是把性教育提前到幼儿园阶段，让孩子从3岁开始接受性教育 。
在此之前的2013年，刘文利便把性教育带进了北京的两所幼儿园 。课题组成员郭凌风说，幼儿园阶段，一方面，要从小给幼儿传达正确的性别观，破除性别刻板印象；一方面要教会幼儿珍爱自己的身体，培养对身体积极的情感，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感受，预防性侵害 。
刚开始上性教育课时，郭凌风发现，在对性的认知上，小班、中班和大班孩子之间已经产生了差别 。
一堆玩具被放箱子里，中班和大班的孩子会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倾向，男孩专挑小汽车，女孩专挑洋娃娃，但小班的孩子都只挑自己喜欢的 。“这说明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刻板印象 。”
于是，在上小班的性教育课时，老师就开始不断教育幼儿：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长大以后也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他们会给幼儿看女足球运动员和女飞行员的照片，也会在角色扮演游戏时，找男孩来扮演护士、女孩来扮演医生 。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身体的情感，在课上，老师会给每个小朋友分一支羽毛，让他们感受羽毛轻抚皮肤的感觉，通过这个动作，让孩子体会什么是舒服的感觉、什么是不舒服的感觉，如果不舒服，要告诉同伴或家长，懂得表达和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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