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之后鄧漢生到九龍加多利山布力架街32號 ， 一位叫陳仲池 (譯音) 的人士家中 ， 等候叁狼來電再作指示 。 他一共去了陳家5次 。 此外 ， 海外信托銀行總經理曹耀於2月15日在家中收到另一信 。 黃的證供中提及共寫了3封信 ， 但卻說一封給家人 ， 兩封給曹耀 ， 與鄧漢生及曹耀的證供有出入 。 雙方在贖金數目和交款細節談妥后 ， 2月25日 ， 黃應機與弟弟黃應禧一起前往海外信托銀行找曹耀 ， 提取50萬元 ， 其中30萬元為500元鈔票 ， 其余20萬為100元鈔票 ， 全部藏於兩條由梁翠滿帶來的布條中 ， 二人各帶一條 ， 纒在腰間 ， 然后乘車渡海到上海街黃家另一企業華中公司 ， 在那里將錢轉到一個帆布袋里 ， 然后鎖在辦公卓的抽屜內 。 當晚午夜 ， 匪徒打電話到華中公司 ， 說明了交款的地點及方法 。 黃家由黃應禧負起交贖金的重責 ， 黃應禧年紀雖輕 ， 卻是華中公司負責人之一 ， 似乎甚受黃錫彬器重 。 放下電話之后 ， 黃應禧拿了滿載鉅款的帆布袋 ， 單獨乘的士到九龍塘亞息士道叁角花園下車 ， 在花園墻上一個孔中找到一封信 ， 以及一張地圖 。 黃按指示 ， 由亞息士道走出窩打老道 ， 轉左往九龍塘 ， 走了10多分鐘 ， 差不多去到軍營 ， 忽然有兩人從橫街轉出 ， 朝著黃迎面而來 ， 這兩個戴了帽子和眼鏡的男子 ， 在黃左右兩邊走過時 ， 其中一人說了一句『天官賜福』 ， 這是綁匪與黃家約定的暗號 ， 黃於是將袋交給此人 ， 匪徒得手后 ， 命黃一直向前走 ， 而二人之后的去向黃就無從知曉 。 匪徒追索余款黃家既然答應第一次交贖金后半年再交余款 ， 匪徒當然不會忘記 。 黃錫彬秘書鄧漢生在法庭上證實 ， 1961年9月4日至14日 ， 他接到叁狼多次來電 ， 匪徒更在鄧要求證實野狼身份之下 ， 給了他一封信 ， 相信是追索50萬余款 ， 可是鄧在庭上沒有交待究竟有沒有付款 。 三狼案的庭訊過程充滿戲劇性 ， 而且不時在證人及被嫌疑人口中爆出霆撼的案情內幕 。 其中一點 是三位嫌疑人供出曾受到警方的威逼、恐嚇及毒打 。 畝訊過程中又激發他們的警戒供詞錯字百出 ， 有非自愿供認之嫌 。 辯方律師更質疑 ， 嫌疑人無可能會在供詞上自認控罪 ， 因為他們是被捕 ， 而不 是自首 ， 實在於理不合 。 為了求證供詞的真實性 ， 控辨雙方更傳召文字專家作證 ， 在法庭上咬文 嚼字 ， 針鋒相對 。 至於三名嫌疑人亦分別為自己的謀殺罪辯護 ， 他們不約而同表示：自己只是有份 參與綁架黃氏父子 ， 對黃應求的死不但亳不知情 ， 亦無參與其中 。 他們更表示 ， 供詞只是警方叫 他們搬字過紙而已 。 1962年3月14曰 ， 對於三狼及他們的家屬來說 ， 肯定是一個黑色的曰子 。 下午一點鐘 ， 正當 天星碼頭的大鐘敲響一下之際 ， 高院中央法庭內的按察司戴上黑巾 ， 正式宣判陪畝團一致裁定三 名被吉謀殺黃應求的罪名成立 ， 被判處繯首死刑 ， 直至氣絕身亡為止 。 三名被吉的反應各異：倪秉堅的反應最大 ， 他不斷向庭上的記者表示自己是冤枉的；而李渭就默不作聲 ， 淚盈於睫；至于又名黐須燦的周廣燦就表現得最倔強 ， 大聲說：“無緊要 ， 由得佢！ ”法官指出 ， 只要是同謀犯案 ， 即使不在現場 ， 亦可當有罪論 。 控方又指出三名被吿根本一早 已知道埋尸地點 。 雖然到臨死的一刻 ， 三狼都大呼冤枉 ， 但是他們都一同死在刑臺上 。 而他們在 相識時以兄弟相稱 ， 一句「不愿同年同日生 ， 但愿同年同日死」的誓言 ， 最終亦一語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