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夏天，窗外下着瓢泼大雨 。寂静的走廊里隐约传来病人的鼾声，两组交班的护士正在护士站低语 。病房的电子屏不断变动着数字，还有几分钟就午夜12点了 。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困意中惊醒，一个带着乡土口音的男人低沉着嗓子问：“你好，请问一颗肾多少钱？”
“什么？”我来不及消化对方的问题，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脑海里毫无征兆地蹦出了网上拐卖人口、器官交易的传闻 。
电话那头的人有点急迫，又重复了一遍：“一颗肾多少钱？”
我没听清他是要买还是卖，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是碰上倒卖器官的黑中介了 。我对这些黑中介非常反感，没想到这些人已经明目张胆直接打电话到医院问行情了 。我清醒过来，警告他：“私人买卖器官是违法的，我们不接受用来历不明的器官做手术！”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带着防备的口气又问了一句：“那买家和卖家怎么交易？”见对方还不死心，我继续劝说，那头的人匆匆挂断了电话 。
我刚轮转到泌尿外科，之前只是从同事那儿听说过一些给患者和器官捐赠者牵线搭桥的黑中介的事 。那些混混模样的人拿着小传单，混进病房后就把传单塞给陪床的家属，甚至敢直接放在我们医生的办公桌上 。
黑中介的传单上一般只写着这么几个字：“尿毒症特殊治疗”，外加一串号码 。漫长的肾源等待中，我知道有的家庭会拨通传单上的号码，也知道结果都是一场空 。
我在泌尿外科期间，遇到过很多挣扎的家庭 。当中有一个小名叫毛毛的男孩让我印象很深 。
他从不主动和我说话，每次查房，我都能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安静地翻着仅有的几本旧书，或者一动不动地发呆 。他已经到了读高中的年纪，个头却不到一米六，乍一看，瘦弱得像个小学生 。毛毛患有先天性儿童肾病，两颗肾脏如同正在萎缩的小苹果一样，他的病发展到最后就是终末期肾病，俗称的“尿毒症” 。
他因为水肿就医，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靠透析勉强维持，要么做肾脏移植 。过去的几年，他每周都要透析3次，每次4个小时 。这让他没法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玩耍，透析机和白大褂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记忆 。
我给毛毛做入院检查时，毛毛一直躲在妈妈身后，全程像个小木偶一样静静地站在一边 。讯问病史时，毛毛的妈妈总是扯着大嗓门抢先答话，毛毛的爸爸则很沉默，偶尔应和一句 。
“这次住院是来做肾移植的吗？”我翻看着毛毛的入院材料问 。
“是呀是呀 。”毛毛的妈妈一副兴奋的样子 。
“亲属肾还是捐献的尸体肾？”十年前尸肾的肾移植手术比例远高于亲属肾，就是价格高昂，普通家庭很难负担 。
“别人捐的！医生你放心，我们准备好了钱的！”毛毛的妈妈抢着回答 。
我所在的省份，做血液透析的病人一年有5万多例，他们等待一颗肾脏的平均时间是7年 。毛毛很幸运 。我把毛毛一家安顿在四楼我所负责的66号病床，等着那颗拯救毛毛的健康肾脏的到来 。
毛毛入院后，我发现他们一家很奇怪 。除了开始因为医院规定病人只能由一名家属陪床，毛毛的爸妈晚上轮流在走廊打地铺之外，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家三口人一起出现过 。
有天我一进大楼，病人们正排着队等食堂送餐大妈打饭 。我没有在队伍里看到毛毛一家 。我到病房里看他们，毛毛的爸妈都不在，只有毛毛坐在病床上吃包子 。经过走廊时我瞥了一眼安全通道的门玻璃，注意到毛毛的爸爸佝偻着背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一手端着饭缸，一手捏着块馒头往嘴里送 。我悄悄看了一会儿，发现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于是推开门提醒他不能在医院抽烟 。毛毛的爸爸愣了一下，带着点讨好的意味说：“懂咧，懂咧 。需要的时候敬别人的烟，总不好意思口袋空着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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