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在写我的《句读》时，其实还是参考过不少权威专家（特别是哲学史上的名家）的观点的，但我不可能在我的书中再来详细地介绍和评论他们，这不单是篇幅不允许，而且也偏离了书的主题 。因为我不是要做某个观点的深入研究，或是比较现行的某些看法的得失优劣，而是要读懂原文本 。以上两点表明，我的《句读》只有在我学术生涯的晚期，有了一定积累之后，才可能写得出来 。一个学术积累不充分的人，也许可以发表一些研究性质的文章，但你让他来做这样一种看起来最“笨”的句读，那才是要他的命 。例如康德哲学引进中国也有一百多年了，为什么直到我这里才做出对经典的“句读”？这不是最简单不过的、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吗？但恰好做不到 。然而，一旦有人做到了，对于康德哲学的入门就提供了一个极为便利的门径 。这就是我的《句读》能够一印再印和再版的缘故，青年学子们在这里面学到的不仅是康德哲学，而且是进入康德哲学这样极其艰深晦涩的文字的方法 。
当然，如果你还想对康德哲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研究，那单凭《句读》还是不够的，还要看大量的参考书，做细致的分析和考证工作，我并没有包打天下的想法 。更何况我自己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已出过两大本论文集了，但这并不能贬低《句读》不可替代的意义 。

文章插图
《康德哲学讲演录》，邓晓芒 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 。
新京报：你曾写过一篇文字讨论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提出要让“哲学说汉语” 。你指出，从某种程度上看，现代汉语相较于德语、英语在翻译康德作品上反而有其优势，它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能很大程度便利我们在形式上处理其他语言难以翻译的康德的句子 。翻译是一种知识转化的活动，不同的转化有可能会生成不同的知识 。你觉得“用让哲学说汉语”除了从形式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译出康德的句子，是否在“内容上”也生成了一些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理解或词汇？除了便利性，汉语在翻译康德作品时有没有什么劣势？
邓晓芒：汉语和西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类型，如果按照各自原本的语言格式来对译的话，后果是非常糟糕的，这从早期以文言文转译西方的文学和哲学作品所遇到的困难和强行制作出来的粗糙文本即可看出来，这些作品没有一部还可以流传到今天而无需重译 。
这是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本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其端，挟白话文的世纪风潮之力，一大批既有扎实的古代汉语和“国学”功底、又有完全开放的西方文化和西语视野的翻译家，致力于对西方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产生了大量的既适应汉语文风、又贴近西语原意的优秀的翻译作品，并借此对汉语的表达方式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凭借这种经过改造的现代汉语，我们中国的翻译者不但在翻译和介绍西学经典时尽显“杂交优势”，而且在众多外来新思想的刺激下生成了自己独特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 。因为我们现在不必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哲学的思路来谈论哲学问题，而可以按照我们汉语学者自己的想法来创造新的哲学问题和建立新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我提出“让哲学说汉语”的真正含义 。
所以现代汉语在掌握了哲学思维的中国学者手中，不仅具有翻译上的准确性和“便利性”，而且具有这种新型语言的创造性，不但可以用来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而且可以用来创建超越中西的更高层次的哲学体系，甚至做到让西方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陈康语） 。至于汉语在翻译西语文本时所显出的“劣势”，我认为主要是由中国人（包括译者）未能摆脱传统汉语思维和汉语表达的某些局限性所带来的，这些局限性使我们很难以流畅的句子结构和逻辑关联来表达西语强大的理性思维下的哲理，让我们固执在个别词语的咀嚼、体验、叹赏的“散文化”的习惯之中 。所以，这不是现代汉语本身的“劣势”，而是未能透彻掌握现代汉语的全部奥妙之处的中国译者所应该克服的短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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