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转向对中国人的文化思想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 。龚鹏程指出：“巫事物、巫思维之核心，是相信有超越主体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在支配着我们，如天命、天才、理数、规律、鬼神、上帝等等 。……夏人尚鬼，殷商凡事都要占卜，君主即是大巫 。周初才开始朝人文精神转向，徐复观先生称为‘人文精神之跃动’ 。到孔子时代更是全面人文化，祭神如神在、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其后虽仍有墨家讲天志明鬼，拟恢复夏道，可是基本上已脱离神与巫的时代了 。遗风旧俗，仅存于氓庶 。无知小民仍不免祈禳佑祷、奉事鬼神，或讲风水命数，而主流社会确已人文化 。”
然而也正因此，“德”的理念原先所包含的宗教色彩淡化，被广泛世俗化理解为人的德性，再经道家、儒家等各秉其意加以申说之后，使得它的本意愈加晦暗不明 。其中，道家对“德”的理解最合乎古义，强调的是其作为天地神秘力量的一面，而对天子的期望也因此更接近于政教合一的圣王 。甚至进而认为，圣王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仅凭他弘扬内在的“德”即可，所谓“无为而治” 。这一点甚至孔子都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
不过，各家都大抵承认，“德”是君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有“德”即意味着上天承认其“天命”，因而获得了神圣权力 。研究中国政治哲学的马骊发现，儒法两家都认为“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统治者的超凡魅力”，但不同的是：“儒家认为，这种超凡魅力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法家则认为，统治者的成果才是超凡魅力的基础”，即法家更强调统治者的绩效合法性 。
李泽厚在《说巫史传统》中，也强调指出，周初的“德”原本是“君王的一套行为”，“大概最先与献身牺牲以祭祖先的巫术有关，是巫师所具有的神奇品质，继而转化成为‘各氏族的习惯法规’ 。所谓‘习惯法规’，也就是由来久远的原始巫术礼仪的系统规范 。‘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 。”他的这一解说偏重礼仪、社会规范，但同样认为“德”是经历逐渐理性化过程后才转变为儒家理念的，认为它是“由巫术力量（magic force）逐渐演化成为巫术品德（magic moral），这即是“德”的内向化或内在化，而最终成为首先要求于政治首领的个体品德力量 。这也就是后世道德的张本 。简言之，即原始巫君所拥有与神明交通的内在神秘力量的“德”，变而为要求后世天子所具有的内在的道德、品质、操守 。这种道德、品质、操守，仍然具有某种自我牺牲、自我惩罚、自我克制（如祭祀时必须禁欲、斋戒等等）特色，同时它又具有魔法般的神秘力量 。
因此确切地说，先秦时代中国文明的理性化是不彻底的，“德”本身所蕴含的神秘性其实还是保留了下来，李泽厚也强调，在儒家对礼乐的阐释中，“从词句到内容，仍然清晰地折射出原巫术礼仪认为内心力量可以支配外物以至天地，既主观能动又神秘难解的原始渊源” 。此种内心力量，说到底仍然归结为“德”，“成德”乃是儒家修身的终极目的 。在后世的理念中，一个有德的士人甚至可以完全不惧鬼神，反倒是鬼神要敬畏他三分，其思想根源恐怕就在此 。
到战国末年，邹衍等阴阳家又承接了“德”最初那种对宇宙神秘力量的解释，与五行框架混合，产生出影响深远的“五德终始说”，将王朝兴衰解释为天地之间力量的交替运行，而每一个王朝均代表木火土金水之一的力量 。这一学说到西汉由大儒董仲舒引入儒家，再结合儒家德政观念，由此将“天”的地位进一步崇高化，作为对皇帝权力的制衡 。因为既然“五德”不断在变动，那么只有不断诚心正意地修德，才能尽可能地保持王朝的繁荣昌盛，而灾异则成为“天”的警示，在这里，“天”实际上扮演了要求人君遵守道德行为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掌握着终极审判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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