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就是最好的风水 以德求富贵而不是以风水求富贵的意思( 四 )


战国时代的思潮,使这种理念更深入人心 。正如杜正胜在梳理先秦生命观时发现的,西周中期之前,宗族组织强韧,祈寿时人们关切的都是“国祚”,是宗族的生命,而非个人寿考,但春秋之后,原先高高在上、唯有天子才能独享的“天”逐渐下渗到不同阶层,“天命”的义涵也“从政治性的国祚扩展到社会性的个人寿命” 。战国时气化宇宙观更推导出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新观念:人人都可以承受天地之“气”,人类都是天地精华所成就,既然如此,那么自然人人都具备德性,而这就成了人区别于禽兽的最关键不同 。
这种观念的生成,虽然已大大理性化,但其底色仍与中国文明中的神秘倾向有关 。对比一下西方现代灵修运动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美国神秘主义的哲学家拉尔夫·川恩(Ralph Waldo Trine)曾撰写广为流传的著作《天人合一》(In Tune with the Infinite),其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可见的灵在可见的物质世界中也会显现,它存在于每个个体中,并与之相适应,引导其根据心灵由内而外地构建自己的世界,最终实现天人合一 。实际上,这里提出的“灵”或“觉醒的内在力量”(awakened interior powers),和先秦中国人理解的“德”不无相似之处,当然也同样强调它为每个人所有 。
在“轴心突破”时代,这种中心神圣领域向所有共同体成员开放的情况,不仅限于中国文明 。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犹太文明》一书中指出:在公元前6世纪的“第二圣殿”时期之前,犹太文明中只有祭司、先知和国王等才能获得某些神圣属性的权力,特别是个体的、具有超凡魅力的元素,但他们垄断神圣事物的权力逐渐遭到弱化,而“越来越强调社团所有成员潜在地具有自由获取这些神圣属性的权力”,最终,“向上层宗教以及民权地位、政治领导层的流动渠道就向所有社团成员开放了”,而“同这种流动性紧密相连的是,统治者向更高律法负责的观念得以完全形成” 。但犹太文明始终坚定认为,这一转变的终极指向是宗教意义上的,即:“社团所有成员都可以进入神圣的王国,与上帝接触,到达神圣存在的核心领域,同时,他们也都坚信上帝和以色列民族之间的契约关系 。”
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明的某些特殊之处:虽然最终演化的轨迹也是所有成员都能自由地获取原先被圣王垄断的神圣元素,但中国人并不是面对神、与之订立契约,而是相反,把“天良”和“德性”内化到个体身上,达到一种与之合为一体的境界 。与此同时,在中国缺乏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社团始终看护这些精神遗产,而是由政教合一的皇帝统合支配世间的秩序 。此时,中国人寄望于约束、制衡君主权力的,就只有外在的“天”及其内在的“德”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契约,但却是社会默认的心理或隐晦的“天象”,并不是规范性的具体条款 。这一政治思想的框架,至迟到西汉董仲舒时代就已宣告完成 。无论好坏,这就此影响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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