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赋到修养
既然“德”最初是君主得之于天的超凡力量,其德性影响到整个共同体的兴衰,那么一系列的观念也就由此而来 。
首先,“德”是上天赐予君主的,是神授力量,无法分割,可以保持、积累,所谓“德衰”、“盛德”、“厚德”或“积德”等说法均由此而来 。与此同时,《易经》和五行说均表明,中国文明的气化宇宙观又认为天地间的神秘力量是不断流转的;换言之,“德”有可能被“天”赋予他人,而此时则被认为是前任君主的所作所为已背离了“天”的期望 。
因为正如许景昭所言:“古人理解为‘天命’,即上天所赐予的殊荣,亦可理解为上天的任命 。而统治者必须施行德政,才称得上配合了上天的授命;相反的话,便有可能被‘革命’ 。”而“天命”之转移,即以“德”为表征 。一如张文江所言:“‘德’者得于天 。欺德即欺天,欺天者真能治天下吗?”由此导出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人很难发展出一个分权体制,但却可以用“天意”来制约君权,而“革命”也就成了最终的选择 。
其次,“德”可以世代传递,但对世袭君主而言,要保持“德”,最困难的是在代际之间,所谓“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孟子·公孙丑上》) 。《汉书》也说“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不过二三十世者也”,因而要使一个王朝稳定,最需要警惕的便是子孙不肖,以至于“德衰” 。很有可能,这一点本身与祖先崇拜相互强化 。反过来,如果不能保有祖先的德性,那么天就会让王朝衰亡,《孟子·万章上》说得明白:“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 。”
复次,君主有责任确保自己身上始终存有这一德性,因为其“德”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并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故臣民都有权予以劝谏,而“天”会预先通过灾异等方式加以警告 。在此也能看出中国与古代两河等地文明的差异: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不少古代王国害怕神王的老死影响共同体福祉,于是往往在其年老力衰之际将他杀死 。但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君主“不务德”时的办法是敦促他“修德”,以挽回天命,复兴王国 。延及后世,用道德来制约权力就成为中国社会权力运作的重要特质之一,但此时已不再是天赋的神秘力量,而是不断戒慎戒惧来确保的德性 。
最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德”就由天赋魅力,变成了世人眼中不断敬谨修身的一种内在品性 。对此予以极大推动的,应该是商朝的覆亡 。殷商一代最为敬天事神,但最终其败亡却证明,“天”已抛弃了它,而殷纣王之“德衰”就是证据 。这样一个一度强盛的大国的灭亡,可想对当时人而言极具震撼,让周公为代表的周初贵族深受触动,这表明:重要的与其说是奉事鬼神这样的仪式来求得上天赐予“德”,倒不如反求诸己,自己以敬畏之心修身克己,这样最终才会得到上天青睐 。
民心的转移,被证明为是极其重要的 。《尚书·泰誓中》称殷纣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指责他受命理民,但民众已不再对他信从 。《尚书·太甲下》则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 。民罔常怀,怀于有仁 。”认为“天”不偏不倚(“无亲”),只有做到对天“敬”、对民“仁”,才会得到认可;而失去民众的支持,也就意味着“失德”,进而失去了天命 。
在《尚书·君奭》中,就已有这样的话:“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 。”这是直指“天”的保佑并不可以倚仗,只有努力修文王之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这么一来,努力的方向就不再是向外求取于天了,而是相反,向内靠自己努力得到 。用宗教术语来说,前者是“他力本愿”,而后者是“自力本愿”,最终,一切的福报其实与上天无关了,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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