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岁末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 尽管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是岁大疫” ， 对其所导致的人员伤亡及社会危害并没有任何具体描述 ， 可是那些劫后幸存者回想起那段梦魇般的经历来依然心有余悸 。刚刚进号为魏王不久的曹操在疫情过后立即颁布《赡给灾民令》 ， 说起“去冬天降疫疠 ， 民有凋伤” ， 为此深表哀痛忧虑 ， 因而大力推行诸多措施 ， 以便及时赈济疫区灾民 。曹操之子曹植更是特意撰写了一篇《说疫气》 ， 虽然现存的仅是收录在宋人所编《太平御览》中的部分片段 ， 但仍从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提供了触目惊心的观察和发人深省的思考 。
曹植笔下“疠气流行”时惨绝人寰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 “家家有僵尸之痛 ， 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 ， 或覆族而丧” ， 无妄之灾的忽然降临 ， 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 旋即深陷亲人染疫离世后的悲恸和无助之中 ， 甚至还出现了满门阖族无一孑遗的恐怖场景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诬枉夸饰 ， 而是对疫情大肆蔓延的如实记录 。
可资参证的尚有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的一段沉痛回忆：“余宗族素多 ， 向余二百 。建安纪年以来 ， 犹未十稔 ， 其死亡者 ， 三分有二 ， 伤寒十居其七 。”在短短数年之间 ， 竟然有近一半宗族成员都因感染伤寒而不幸丧生 。张仲景提到的伤寒疫情发生在建安纪元的前期 ， 不难推想此时笼罩在新一轮阴影之下的人们 ， 在张皇失措时还要不断承受由惨痛记忆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 。
在瘟疫所到之处 ， 不同阶层的遭遇其实多有差异 。曹植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罹此者 ， 悉被褐茹藿之子 ， 荆室蓬户之人耳 。若夫殿处鼎食之家 ， 重貂累蓐之门 ， 若是者鲜矣 。”在死亡线上绝望挣扎的绝大部分都是生活困顿、衣食无着的底层民众 ， 那些轻裘肥马、钟鸣鼎食的权贵豪门则很少会受到疫病侵袭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 ， 在缺乏有效诊疗手段的情况下 ， 保持人际距离以阻断病毒传播渠道 ， 以及增加营养摄入以提高个人免疫能力 ， 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举措 ， 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些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 。当然在灾疫突袭而来时 ， 每个人实际上又是平等的 。就在曹氏父子身边 ， 便有不少人相继罹难 。两年后 ， 曹植的兄长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依然难以抑制内心的伤痛 ， 悲叹道：“昔年疾疫 ， 亲故多离其灾 ， 徐、陈、应、刘 ， 一时俱逝 ， 痛可言邪！”徐幹、陈琳、应瑒、刘桢这些著名的邺下文士都死于这场瘟疫 。曹植和他们有过密切的交游酬赠 ， 面对昔日友朋在瘟疫中接连逝没 ， 在黯然神伤之际想必也会陷入无边的恐惧之中 。
恐惧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瘟疫的一无所知 ， 由此妄加推断揣测 ， 产生种种非理性的行为 。曹植在文中就提到 ， “或以为疫者 ， 鬼神所作” ， 以至“愚民悬符厌之” 。古人习惯将各种灾祸疾疫归咎于鬼神作祟 ， 希冀能够通过禁咒、符箓等方式驱邪避难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杂占》类曾著录过“《执不祥劾鬼物》八卷” ， 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就指出东汉时麹圣卿、寿光侯、费长房等人都擅长“劾鬼物之术” 。东汉时道教方术的流传盛行 ， 又进一步推波助澜 。《太平经·长存符图第一百二十八》大力宣扬“守之积久 ， 天医自下 ， 百病悉除 ， 因得老寿” ， 对身处绝境的底层民众无疑极具吸引力 。所以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才会痛斥 ， 一旦灾疫来临 ， 人们往往“降志屈节 ， 钦望巫祝 ， 告穷归天 ， 束手受败” ， 导致错失救治的良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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