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 ， 中国已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文件 ， 以倡议和鼓励性居多 ， 仍有多个省份未颁布相关的办法 。

　　相比之下 ， 一些国家对侵犯残疾人权利的事件采取强制手段和严格的惩罚措施：残疾人在通行和使用设施中遇到障碍进行投诉 ， 被投诉的部门将会被罚款；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负责无障碍设计法规的强制审查 ， 对无许可证投入使用的 ， 将通过起诉进行处罚 。

　　吕洪良一直在琢磨 ， 如何能让各相关部门更好地配合起来 。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大连市残联兼职副理事长 ， 接到过不少残疾人反映的问题 。 问题是 ， 残联也只是一个桥梁 ， “不是执行部门” ， 公共设施改造的难题还得由相关部门说了算 。

　　在他看来 ， 城市规划部门应提出框架性的要求 ， 相关部门设立统一的标准 ， 相关施工单位要经过培训拿到资质 ， “至少要有一个人对要求十分明白” 。 最后 ， 无障碍设施的达标必须成为验收可以通过的“死线” 。

　　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是 ， 中国台湾地区的新建建筑物必须经台湾无障碍协会检查小组检查 。

　　而据他的了解 ， 目前在大陆 ， 工程竣工时 ， 却没有相关专家或者残疾人参与其中 ， “很多时候 ， 一个普通人是发现不了这样的问题的 。 ”

　　邵磊承认验收引入权威评价的必要 ， 但他觉得 ， 引入更专业的人员测评改变不了本质 ， 有时候“治标不治本” 。 “情况很复杂多元 。 不是主观上不想改 ， 是客观条件有不同的限制 ， 需要多元解决途径 。 ”

　　邵磊给出的建议是 ， 要重视无障碍包容性 ， 就需要政府增加投入 ， 加大重视 ， 同时实现全方位的公共参与、共商共治 。

　　总要有人出来作出改变

　　多年以后 ， 张娥找到了与自己“和解”的方式 。 她在美国接触了另一种社会对于残障的认识——每个人都可能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拥有某种程度的障碍；即使存在肢体的残疾 ， 只要周围的无障碍设施过硬 ， 这些人依旧可以正常行动 ， “变成一个很成功的人” 。

　　她已是周围人眼中的“励志”典型 ， 却不愿意被这样定义 。 “我不想成为特例 ， 当你不属于大多数 ， 反而是证明社会处处是障碍 。 ”她说 ， “不需要突出我的坚强 ， 不过是环境对我们还不够宽容而已 。 ”

　　如今 ， 面对偏见 ， 纪寻也不再像15岁时一样躲在教室里痛哭 。 她不再认可自己是个“麻烦”的身份 ， 反而理直气壮地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 ， 有时候 ， 她也会站出来质疑不公正 ， 争取合理的权利 。

　　她说 ， 做无障碍出行的一个原因 ， 就是因为“总要有人出来作出改变” 。 “与其说我的工作是想创立一个只有残障人士才可以使用的旅行社 ， 不如说是想让主流的旅游行业也意识到有无障碍需求旅客的需要 。 ”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有了出行的意愿 。 文军曾十几次带领全国各地的截瘫人士 ， 到北京、西安、南京、宁夏、成都、三亚等地旅行 。 每一次 ， 几分钟内 ， 限定的名额就会报满 。

　　纪寻在她最近的调查结果中也看到 ， 64%的障碍人士每年都会定期出去旅游 ， 42%的人有过出境旅行的经历 。

　　无障碍的理念正在推进 ， 在纪寻看来 ， 就像“(小孩儿的)牙齿一点点地长大” 。 这些人都记得 ， 拿北京来说 ， 举办奥运会之前 ， 无障碍设施没那么完善 ， 门口常常是几层的台阶 ， 没有连贯的坡道 。 如今 ， 他们的轮椅可以定制了 ， 路越来越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