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大红门三期早市开业 。最早形成的桃源市场、果园市场以及大红门车站对面的早市没有来得及熬成气候，人气被大红门三期的早市吸去 。早市汇集了7000名相关从业者，交易从清晨5点开始，又在早10点城市方将正式忙碌的当口结束 。
当时在京温大厦驻扎的张玉兰，几个姐弟都组成了各自的家庭 。张玉兰弟弟看到早市红火，就租下档口，另起炉灶 。
兄弟姐妹分家后，此前在档口负责前端销售的张玉兰，不擅长后端工厂管理事务 。一次，工厂的工人要求涨工资，张玉兰不接受，引发工人不满而罢工 。
学习新业务的阵痛让她打起退堂鼓 。她找到兄弟姐妹们，提出重新回到原来一家人共同经营的状态，但弟弟不同意 。
生意场上，亲兄妹也得吵架，闹得头破血流 。这是藏在大红门的另一面 。
从温州蒲岐镇来的吴存兰夫妇也是白手起家 。他们最早在北京五道口的民房里缝制童装 。1989年，他们离开北京前往山东，在那做了九年的服装生意 。生意做大，管理起来也麻烦，店长贪污，吴存兰的账算得稀里糊涂 。1998年，她和百货商场的管理者起了纠纷，货物全压在商场里拿不出来，她和丈夫又来到了北京 。
重新回到北京，她不再做服装生意，在大红门开起了饭馆，卖快餐也卖热炒 。开饭馆没有服装来钱快，吴存兰又琢磨起别的生意路子 。那时，大红门地区最贵的不是货，而是租金 。
张玉兰回忆，最早来京温大厦时，档口的年租金一万二，来年就翻了一番涨到了两万四，第三年三万六，年年水涨船高 。大红门服装城刚开业那年，低价招商，张玉兰就把档口搬到了隔壁 。
因为租金贵又一铺难求，不少人做起了“倒卖”档口的生意——先承包一批档口，再加价转租 。吴存兰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她花200万买下大红门早市的三个档口，三、四年就收回了成本 。

文章插图
图 |海户东路，这里曾经聚集了众多的温州饭店
复杂多变又包罗万象，大红门养活了不少人 。除了浙江做生意的商人，还有像老郭这样的运输工 。但老郭在商场外围拉货还不是这里拉货行当最赚钱的，最赚钱的是直接进出商场里的拉货工 。
两个轮子或四个轮子的板车是他们的运输工具，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背心马甲，老郭说这是为了划分彼此的运输范围 。要不然，人多抢生意，干上一架是免不了的 。
最早，拉一趟货5元，后来按包裹的大小分，小包5元、大包10元，一趟拉10个大包就能赚100块 。拉货的人以四川、湖北人居多 。
2003年非典，北京管控很严，运输车辆卡在大红门客运站不让进 。老郭回忆，那些胆子大的人借此机会，帮商家一趟趟把货拉到客运站，因此大赚了一笔 。
钱包鼓了，“浙江村”的人各个都是小老板，随之而来的大红门的“大城市病”也日益凸显 。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项飙1992年在“浙江村”考察时发现，村里的帮派势力尤为猖獗，打架斗殴时有发生 。张玉兰说浙江村不再是安全的地方，她害怕晚上独自出门上厕所，因为村子里有许多流氓 。社会治理一直是大红门地区的难题 。
2011年4月，大兴区旧宫的一座四层楼房发生火灾，事发地是一处服装家庭式小作坊 。这场火灾暴露出大红门的安全隐患，这里70%都是服装小加工厂，发生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 。
这次火灾导致“浙江村”成批的加工厂被迫开始外迁 。赵涌涛家的厂房也在搬迁的名单内 。他们搬到了京五环 。
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的一处服装出租库房发生火灾 。这次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 。这让北京政府下定决心整治，将这里服装供应链彻底清出京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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