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主席要求确保这些孩子“接一个 ， 活一个；活一个 ， 壮一个” ， 至此 ， 这些小至二三岁 ， 大至七八岁的孩子在草原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并生儿育女 ， 成为了“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 。

“这是一场‘拯救生命’的迁徙 ， 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国家孩子》导演巴特尔说 ， “迁徙”是永久的世界性母题之一 。 每一次大的迁徙都给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 它们承载的内容永远都是文艺作品的世界性母题 ， 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能认同和理解的母题 。 “这个传奇不断展露出人类共通的‘母题’思维和属性 ， 并从人类生存的角度可以同时提炼出具有民族与时代精神的艺术精华 。 ”

巴特尔的母亲是内蒙古人 ， 他一直想拍一部反映母亲故乡的片子 。 直到2013年 ， 他看到编剧柳桦创作的《国家孩子》剧本 ， 觉得非常好 。 巴特尔透露 ， 他常常一个人看剧本感动到泪流 。

“50多年过去 ， 这些‘国家孩子’已经年近60左右 ， 他们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养育他们生命的草原上 。 ”巴特尔说 ， “这次拯救生命的‘迁徙’ ， 体现了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 ， 并谱写了一曲相依相存的颂歌 。 ”

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关于国家孩子的故事 ， 除了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 ， 电影《额吉》之外 ， 还有不少文学作品、纪实作品来表现 ， 我基本上都一一找来看过了 ， 我不断在自问 ， 既然已经有人写过了拍过了 ， 那么我再来写 ， 有什么新角度新意义呢？就是这种自我逼问 ， 有了现在的剧本 ， 我要回答的、探寻的、塑造的 ， 是命运 。 ”编剧柳桦说 ， “用人物的命运 ， 折射出日渐繁盛、生机勃勃的国家命运” 。

主人公的命运发展 ， 涵盖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 他们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勤劳走上致富道路 ， 同时 ， 他们个人的富裕 ， 又充实了国家的富强 。

该剧是以一个大的倒叙形式来承载整个历经50多年的历史故事 ， 通过这群“国家孩子”来到内蒙古 ， 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意识 ， 展现他们的成长、友情、亲情和爱情 ， 由此带出这段时期内蒙古发展的历史 。

全剧开始是从现实时空的2013年 ， 一群年近半百的“国家孩子”回南方寻找亲生父母的旅途中开始的 ， 一列现代火车从草原驶来 ， 引出60年代的老火车朝草原驶去时的那段往事 。

该剧让人们感觉到它既是历史的 ， 也是现实的 ， 它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来关照那段历史 。

不过分地渲染欢乐 ， 不刻意地表现苦难 ， 力求平实、客观并真诚地对待生活 。

人性 ， 是该剧另一表现要素 。 巴特尔说 ， 剧中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和英雄 ， 善意、宽容、忍耐、狭隘、自私等所有人性的要素都一一在人物身上体现 。 “但人性中光辉的一面 ， 是我们要推崇的 ， 我们弘扬的是它的正能量 。 ”

“《国家孩子》是一部‘忆苦思甜’的剧 ， 以苦难开始 ， 终得甜蜜 。 这些甜蜜的部分包含着草原父母对‘国家孩子’的无私给予 ， 同时包含着被养育的‘国家孩子’对养父养母暖心的反馈 。 ”巴特尔说 。

一种充满质感的史诗气派

“大气 ， 厚重 ， 细腻 ， 浪漫 ， 流畅”是这部剧的艺术基调 。 导演巴特尔努力追求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呈现这段故事 。

该剧在表现内容和细节选择时 ， 从剧中所表现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入手 ， 寻找故事里和人物中 ， 符合大气的部分加以表现；从人物内心的真实 ， 故事本质的真实 ， 历史的真实 ， 质感的真实去展现厚重 ， 表现草原的博大宽厚 ， 讲好这个沉甸甸的故事 。

“所谓小人物大气魄 ， 小故事大背景 ， 我们在拍摄时一再提醒自己 ， 要有史诗气派 ， 要有国家行为的大片意识 。 ”巴特尔说 。

巴特尔十分注重对一些镜头和段落的处理 ， 使整剧处在现实和想象相结合 ， 真实与浪漫的交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