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面对灾难频发的当下，王明珂谈及身为历史学者在今天的责任 。他指出，在今天，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 。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王明珂的专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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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台湾“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曾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 。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 。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毒药猫理论》，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
“替罪羊”vs“毒药猫”：想象的敌人或许会成为真的敌人
新京报：你最早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羌族田野考察时听闻的“毒药猫”传说 。而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你也花了一定篇幅论及“毒药猫”传说及这一隐喻的普遍性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想要将它发展成为一套理论，而不是仅仅作为族群研究中的一个田野资料和例证？
王明珂：我在羌族地区采取的是一种多点田野考察方法，也就是从多个田野地点之间的差异里面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社会现实 。相对于我观察到与听到的各地差异，每个地方所讲述的“毒药猫”传说却都差不多，那么，我认为这样的共同社会表征之后应是一种更基本的社会现象 。
如果我们将“毒药猫”传说的故事结构抽取出来，还会发现它与西方女巫传说有很大的相似性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毒药猫”故事反映的这种人类社会性就不仅存在于羌族地区，而更可能是世界性的，因而也就想要更深入探究这一主题 。
近年来让我着力于这项研究，也就是将它发展为一关于人类集体恐惧与暴力的一般性理论的动机是，这世界日益增长的各社群间以及社群内的暴力，各种被称之为恐攻与反恐的暴力 。然而虽然我在《羌在汉藏之间》这本书里已经论及“毒药猫”传说的意义和它可能具有的重要性，但以我在羌族所得田野资料来讲，还没办法将其发展成为一般性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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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巫：塞勒姆1692》，[美]斯泰西·希夫著，蒲雨蝶/梁吉译，新经典文化 | 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 。
原因是，一方面，虽然村寨里人人都知道哪家的谁是“毒药猫”，但他们一般不会明确告诉我 。另一方面，考虑到那些被当做“毒药猫”的女人已经受到很大伤害，我也不忍心为了研究进行采访，而让她们再次受到伤害 。所以后来，我觉得近代初期欧美发生的猎巫风潮，留下大量指控者与被指为巫者的口供；这样的文本与其反映的社会情境，很宜于和羌族地区的文本与情境作比较 。也就是说，我将多点田野扩大到近代初期的欧洲及美国等地，考察近代西方的女巫传说与猎女巫行动，将这些文本与相关社会情境作为建立“毒药猫”理论的田野资料 。
新京报：在“毒药猫理论”一章中，你提到，“我以‘毒药猫’称社会中的‘替罪羊’，其目的便在于建立一种将社会边缘人的行动主体性纳入考量的人类社群理论” 。可以展开说说有关“毒药猫”与“替罪羊”的概念区分及二者的关系吗？
王明珂：毫无疑问，如果将这一类的女巫或羌族的“毒药猫”当作“替罪羊”，她们是社会在一种内部紧张氛围下的“替罪羊” 。这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多论述了，最有名的就是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和他的一些同僚所提出的“替罪羊”（scape goat）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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