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资料有哪些( 三 )

为实施“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梁启超组建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
徐志摩1923年底回国后，就搬到了北京石虎胡同7号，在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筹建的松坡图书馆内任干事。这里既是松坡图书馆的总部，也是讲学社的总部。
4月18日，由胡适发起的“文友会”邀请徐志摩演讲英国文学。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日记记载，这天还有位特殊的客人“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来” 。
恩厚之是英国人，徐志摩刚从英国回来，两人一见如故。闲谈中，恩厚之透露泰戈尔有意访华，徐志摩闻之欣喜不已。诗人的敏感和热情，让他早就对泰戈尔崇拜不已。
他马上把恩厚之带到石虎胡同7号，与讲学社接洽。
讲学社从1920年创办以来，邀请了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先后来华，但到1923年，这个组织已经是强弩之末。
请知名学者访华，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资源。梁启超曾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明言， “讲学社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
杜威来华时，每年的讲学经费在一万银元以上。这笔费用不仅包含杜威的薪酬，还有生活、接待等费用，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待遇。罗素来时，讲学社开出的酬金更高，除往返差旅费外加2000英镑。
到1923年，讲学社的政府补贴已经用尽，哪敢主动出击去请知名学者。在这种困境中，突然听闻有诺奖诗人主动要来，而且只要讲学社承担旅费，其他在华的一切费用全由自己承担，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讲学社受宠若惊，立即同意承担接待任务，并且马上给泰戈尔寄去了旅费，盼望他8月份能来，随即又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泰戈尔欣然接受，并表示10月份来。从他的角度看，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讲学邀请在先，又有讲学社的正式信函，自然是中方率先伸出了橄榄枝，自己是受邀而来。但在讲学社看来，是泰戈尔的助手主动找上门来的，演讲又不收分文，风格这等高， “乃自动地来中国” 。
而在中国学界看来，泰戈尔跟杜威、罗素一样，都是讲学社请来的。泰戈尔提倡“复活东方文化” ，梁启超号称“东方文化派” ，泰戈尔自然是梁启超的客人，或者说是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用来“挟洋自重”的砝码。
对于这段公案，泰戈尔在印度出版《泰戈尔在华演讲集》时特地注明：“献给我的朋友索西玛（徐志摩的印度名字，意为“月光宝石”），赖他的友好帮助，把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诗人还是哲人？
好事多磨，转过年的4月12日，泰戈尔才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六十多人前往码头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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