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资料有哪些( 五 )

为什么仅仅5天，泰戈尔就改变了想法？
从童年起，他就关心中国。他曾说：“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象的中国，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变成了我的梦乡。”
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古老文明却并不是诗人梦乡中的模样：彼时的上海，已是高楼林立，充满工业气息，料峭春寒里，龙华古寺年久失修，寺里还驻扎着一支军队，连桃花都失去了生机。
“物质发达，真趣丧失” ，对这样的中国，他无疑是遗憾和失望的，他担心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
18日的演讲显露出泰戈尔的纠结。他一面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一面又大谈印度哲学，核心就是，强调精神生活的东方文明，优于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
后世的我们，于和平年代展卷细读，自然能够清楚泰戈尔并非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西方先进的文明，对经济的进步也并非持全然否定的态度。
不过，在那个“不合时宜”的时间点，中国物质文明尚不发达，还需要反帝反封建，需要民主革命，泰戈尔强调爱和东方精神，就显得有点奢侈了。在一些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一种亡国奴哲学。
泰戈尔即兴演讲了一个多小时，内容生动自然，又激情澎湃。会场内反响热烈，但在会场外，反对他的传单已经开始四处散发了。
《中国青年》周刊赶在欢迎会这天，推出了“反对太戈尔专号”（太戈尔即泰戈尔），撰稿者有陈独秀、瞿秋白等，他们称泰戈尔是“印度的顽固派”“向后退走了几百年”“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
专号的幕后推手，不是别人，正是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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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曾经激烈反对泰戈尔访华
1915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陈独秀翻译的《心无恐惧》一诗，此诗曾在印度激励无数青年参加抗英运动。陈独秀翻译的这个五言诗版本，至今仍被众多研究者推崇，认为它抓住了诗的精髓，比冰心的直译版本更好。翻译之外，陈独秀还简单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
为什么不到十年，陈独秀就从“泰粉”转为了“泰黑”？
历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界早已出现分化，有讲“问题”的，有谈“主义”的，在中国应该如何改造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更为复杂的是， 1923年引爆的“科玄之争”仍在发酵，知识分子分成了三个派别：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生活应由科学支配；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承认规律从实际出发。
泰戈尔到中国前，这场讨论已经被异化成：谁才能救中国？靠东方哲学，西方科学，还是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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