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天日

4月19日 ， 于晓初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 ， 我说烧还没有退 ， 她让我加大激素的药量；20日中午 ， 她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 得知我情况还没有好转之后 ， 她让我立即到协和医院 。 我提了个要求：希望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 ， 也不要上呼吸机 。 于晓初回答：“行 ， 我同意你 。 ”那时候协和的救护车已经不够用 ， 只能找“120” 。 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 ， 3个小时以后 ， “120”到了 。 我穿着羽绒服 ， 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 。 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出门的 ， 那张遗嘱被我放在卧室的桌上 。 我几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进了车厢里 。 车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 非常刺鼻 。 车外 ， 阿斌、万莹远远地站在那里 ， 目送我离开 。 我心里默默地在跟他们、也跟自己的家做最后的告别 。 到了协和的第一件事是在急诊马上做血氧 ， 测里面的氧气含量 ， 我只有58% 。 此时我已发高烧第10天 ， 眼睛看东西时只剩下一条缝 ， 两边都是黑的；走路得扶墙 ， 脚不知道往哪儿踩 ， 可以说是濒死状态 。 协和当时也比较忙乱 。 病房里面都住满了 ， 后来的人只能住在走廊里 。 没有床 ， 护士推了一辆手术车给我当临时病床 ， 被子也不够用 。 有些病友病情不太严重 ， 他们后来告诉我 ， 我进来时 ， 他们纷纷议论说：来了个重的 ， 看她脸都黑了；还有人在讨论我是男是女——那时我整个人已经折磨得看不出男女了 ， 瘦到只有80多斤 ， 皮肤像老茄子皮似的 ， 一捏能提起来特别长 ， 脂肪全都烧掉了 ， 披头散发的；还有人说我是老太太 ， 其实当时我才49岁 ， 可以想见当时都成了什么样子 。 可以说我靠着最后一口气 ， 挨到了协和 。 奇怪的是 ， 身体到了最低点的时候 ， 精神上的负担反倒一点也没有了 。 我想反正遗嘱也写好了 ， 家里也收拾好了 ， 该交待的都交待清楚了 ， 反倒坦然起来 ， 专心致志对待我的敌人 。 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 。 每一次呼吸都觉得非常费劲 ， 一阵阵想咳嗽 ， 但感觉没有进气 ， 憋得厉害 ， 似乎肺已经不工作了 ， 就只剩下嗓子眼里这点气 。 我极力使自己的每一次咳嗽都要咳得“科学”一些 ， 免得一口气上不来被憋死 。 用了激素之后 ， 21日下午 ， 我感觉体温轰然而退 。 这个时候我已经烧了11天了 ， 第一次恢复了正常体温 。 22、23日体温都开始正常 ， 体力也慢慢恢复 。 烧一退之后 ， 医生立即把甲强龙的用量从80毫升降到40毫升 ， 卫生部的指导意见用药量的上限是320毫克 ， 后来听一些病友说他们在别的医院用的甲强龙剂量是我的6倍 。 我也感到万幸 。 后来听说每一个病人的用量都是医生们充分讨论后形成的意见 ， 有时还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 当时还有的病人不太理解这一点 。 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病人 ， 只是有轻微的症状 ， 急诊科主任王仲没有给他开激素 ， 他父亲还来质问王仲 ， 话说得很难听 ， 意思是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医生送钱？协和的医生们也受了不少委屈和误解 。 这个时候给我最大慰藉的 ， 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 。 王颖的丈夫萨丕达也是我下放到锦州青年点时的同学 ， 当时他特地从锦州赶到北京来看我 ， 为此 ， 他从住的宾馆被“请”了出来 ， 从北京回去的时候 ， 也被拦截在了锦西没让回 。 我至今还保留着萨丕达写在“西直门宾馆”信笺上的信 ， 鼓励我要活下去 ， “我们都相信你” 。 吉林大学的同学们也发了封集体电报给我 ， 北京的同学也送来了花篮和果篮 ， 我把它们远远地放着 ， 想看又不敢看 ， 因为任何一点感情上的波动都会让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 我的身体慢慢康复 ， 终于在5月12日这一天出院 。 不知道为什么 ， 整个病的过程中我一滴眼泪没掉 ， 可是再重进家门的时候 ， 我忍不住号啕大哭 ， 感觉有如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2003年5月15日 ， 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送别康复出院的“非典”患者

7月份我去复查 ， 当时收我住院的许文兵大夫看了我的胸片说：“你能活下来 ， 真是个奇迹！”我后来才知道 ， 在协和前期收治的106名“非典”患者当中 ， 我是最危重的16人之一 。 8月5日那天 ， 我再去检查身体的时候 ， 报告上写着：胸透未见异常 。 看到这几个字 ， 我都快哭了 。 我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底下 ， 趴在栏杆上 ， 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终于和正常人一样了 ， 这怎么可能！协和医院在救治过程中显示出非常高的医学素质 ， 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 。 出院之后 ， 我在家组织了一次病友聚会 ， 也把救治我们的医生王仲、许文兵都请了过来 。 说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 一点也不夸张 。 据我所知 ， 北京一些医院将“非典”患者的所有病历都付之一炬 ， 称“怕有病毒” ， 唯有协和医院将我们的病历收集整理完整 ， 存档备案 。 自己活过来了 ， 也感谢这些救了我一命的医护人员 。 所以病好了以后 ， 我特别想为他们、为科研做点什么 。 当我得知协和需要一些有“非典”抗体的血浆时 ， 我找到了6个病友 ， 大家听说后 ， 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血献出来 。 不过体检结果出来 ， 恰恰是我们最重的3个人血样里有抗体 ， 符合科学实验标准 。 其中还有一位叫高京津的病友 ， 她是学核物理的研究生 ， 多次主动找医院要求献血浆 ， 但是因为肺部有阴影而没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