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认为，必须在哲学上、在世界观上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打破以科学、知识和真理为唯一基点的形而上学，重建一种以人性的真善美为基点的形而上学，从“存在论”（“本体论”）提升到自由论 。自由不是可以还原为某种存在者的东西，就此而言康德的自在之物学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这种自在之物并非不可知的，是不可穷尽的，是在历史中逐步成长而无终点的 。而这种成长并不排斥科学，反而可以用来解释科学的发生 。科学不过是自由意志的自我发展的一个维度，另外还有两个维度，这就是道德和文艺 。这三个维度是互相渗透但又不能互相取代的，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受损都不再是完整的自由 。
维系这三方面的纽带就是语言，即语言的陈述、命令和感叹功能 。这就是我近年来所构思的“语言学之后”（Metalinguistik） 。它承接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但扬弃了其中的顽固的“本体论”的“路径依赖”，语言不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而是“自由之家” 。
新京报：你长期担任《德国哲学》主编，而康德始终是德国哲学研究的重点，就你这些年的感受来看，在大的方向上，国内的康德研究存在哪些有待进一步提高之处？
邓晓芒：国内的康德研究近些年来进展巨大，我尽管作为《德国哲学》的主编对此有非常切实的感受，每期投来有关康德哲学的论文都是最多的，但我仍然无法把握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全貌 。我只听说这些年来在德国各大学研究康德哲学的博士生数量是最多的，而我所撰写的对康德著作的几本《句读》也都一版再版，连出版社都不曾料到，更不用说我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的持续畅销了 。

文章插图
《德国哲学》2021年卷总第40期 。
但我仍然觉得，国内康德研究最缺乏的是中国学者自身独立的问题意识，很多文章都是跟着西方康德学者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属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范畴，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仍然不太足 。其实，西方哲学受当代一些时髦流派的影响，倾向于将康德哲学中的某个片断单独抽出来，或进行任意发挥，或加以轻浮的否定，但并不一定是建立在对康德哲学的全面深入的把握之上，显得非常浮躁 。有不少细心的同行已经看出，在很多问题上西方学者（不论是英国学者还是德国学者）的论断并不见得比国内研究的水平高，中国学者的研究完全可以和西方学者进行平等对话，但国内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很少，一些人一谈到康德哲学，就喜欢举出几位西方学界的权威，作为值得信赖的“第二手资料”而不加质疑，以显得自己正在“紧跟西方学界最新前沿” 。这种心态严重阻碍我们以自己的立场对康德哲学作出独立的创造性研究 。
另一个有待于提高的是将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打通而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这主要是年轻一代康德研究者缺乏中国哲学的功底而导致的 。而之所以缺乏中国功底，则与国内严格的学科划分有关 。在我们的大学哲学系，至今还无法突破前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条块分割的痼疾，一个系大致分为“中、西、马”三大块，各做各的，互不相干 。虽然改革开放后有所扩展，增设了逻辑、科技、美学、伦理等支脉，还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但基本上还是互不往来，把学问当“专业”甚至当“技术”，做得很死 。康德哲学这一块也是如此，我是做康德的，我就不管黑格尔，更不会管孔孟老庄，我这辈子吃定了康德 。这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一时半会也改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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