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里的问题是，第一，我们该如何看待康德伦理学里被人忽视的那些强调德性的部分？第二，康德的伦理学是否因其过于强调一种“强道德规范”，而实际上无法回答“如何过一种更好生活”的问题？
邓晓芒：我不认为康德的道德学说的目的在于提供“如何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的理想样板，如果有人因为康德无法回答“如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这个“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而指责康德，这恐怕是搞错了对象 。
康德伦理学最核心的问题应该仍然是“道德义务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他关注的不是“德性伦理学”，而恰好是“规范伦理学”，为的是将那些公认的伦理法则奠基在纯粹实践理性的根据上 。至于如何过一种道德的生活，或“如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在康德看来如果未经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的话，本身将会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只能满足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如同我们所说的“心灵鸡汤”），却无法把握道德的本质 。
当然，道德法则的先天根据问题和如何根据这一法则来过一种道德生活的问题也不是两个不相干的甚至对立的问题，而是由前者来贯穿后者的问题，所以康德也有自己的“德性论”（即Tugendlehre，我主张译作“德行论”） 。例如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就分为“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始基”和“德性（行）论的形而上学始基”两部分，而在论证了这两大“始基”（Anfangsgründ）之后，在“德性（行）论导论”中涉及了各种德性（行）现象，如“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第五节），以及“内心对于一般义务概念的感受性的感性论的前概念”（第十二节），包括道德情感、良知、爱和敬重；而在“伦理要素论”中又对各种（对自己的和对他人的）“德性（行）义务”根据一般原则再次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可见康德并没有一味强调“规范”而忽视“德性（行）”问题，他实际上是把德性（行）纳入到规范之下来考察，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如何过一种道德生活”的问题 。
只不过，康德并不以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固定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一般实践原则指导下不断尝试的问题 。他把这种尝试称为“决疑论”（Kasuistik），将它归入道德判断力的练习而与“教学法（问答法）”“对话法”“修行法”相提并论 。但与其他方法不同的是，它并无标准答案，而只是把初学者引入道德思考的一些案例决疑，如你这里举的落水救人的问题 。这是经验派或实用主义者最喜欢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希望有人能够给出现成的答案，以后照着做就行了 。但康德的着眼点根本不在这里，他不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在道德上完全问心无愧，因为人的有限性给他打上了“根本恶”的烙印 。但人又有“向善的禀赋” 。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怀着罪感而向往着道德上的圣洁，明知做不到而努力去做（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可能地“为义务而义务” 。这种人性观比起经验论的（技术主义的）人性观和肤浅的“性善论”（他们都崇尚“美德伦理学”）来，给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留下了更多余地，也更为深刻 。
儒家与康德的互补如何可能？
新京报：承接上一个问题 。儒家传统中，也有不少强调德性伦理的部分 。你曾有篇文章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与儒家的伦理进行过细致的比较，其中也批评了李明辉教授将儒家伦理与康德伦理学混同的观点，也许在你看来，儒家伦理还是更接近德性伦理学 。而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你也提到了它和康德伦理学互补的可能 。在本世纪初，你曾和研究儒家的学者有过多轮论战，对儒家伦理也一直持比较批判的态度，也写文章自称为“批判儒家的儒家” 。如果站在今天的语境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儒家思想和康德的伦理学，或许能以一种怎样具体的方式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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