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为我是康德的信徒，
其实是误解”
新京报：你不仅从事康德的专业研究，同时也很积极地介入到当时中国的文化批判中，《灵之舞》这些文化批评里其实也能看到你创造性地运用康德哲学展开中西文化比较的痕迹 。这些年也在建立自己的原创哲学体系（《哲学起步》《自否定哲学》等） 。就你自己来看，康德思想在你的文化批评以及哲学体系建构中有一个怎样的位置？
邓晓芒：由于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也由于出版了康德著作的一系列《句读》，国人通常将我看作一个专门研究康德的学者，甚至以为我就是康德的信徒，其实都是误解 。我最开始进入到哲学中来，走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进路，当年（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为了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将黑格尔的《小逻辑》当作热身准备，后来对黑格尔哲学小有创获，继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就是《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1992年），而随后的“自否定哲学”也是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度解析中引申出来的 。但我在欣赏黑格尔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时，也并不满足于他将历史强行纳入到逻辑的框架之中，而是更倾向于将逻辑本身、尤其是辩证逻辑本身作一种历史主义的开放式的理解，而这就用得上康德的理想主义了 。
我对康德的专业研究和翻译最初是作为一种思辨哲学的入门训练，另一个目的则是，把握了康德哲学这个“蓄水池”，上可以溯源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下可以对西方近现代哲学乃至当代哲学获得一种问题视野，它们都在回答康德提出的问题 。而在最近一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康德哲学无论是在我的文化批判中还是在我的体系建构中，都无形中起到了一个隐秘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以前未能明确表达出来的 。的确，当我努力想要突破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而从其辩证法中发展出一种自否定的开拓和创造精神时，就已经将一种理想主义植入到历史中了 。这正是我在2016年的那篇《重审“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即黑格尔的现实主义和康德的理想主义可以互补 。借助于康德理想主义的视角，我甚至在自己目前正在建构的体系中摆脱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局限，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种超越本体论之上的形而上学之道，这就是把“语言学转向”引向一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的高度 。
新京报：自然科学的发展给哲学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样也带来了一些哲学的危机 。比如，认知神经科学、生理学中有关“自由意志”、人类道德感的研究，就经常会否定康德伦理学的看法，或者认为其论述基本可以被科学解释 。我也读到过一些当代的哲学学者从认知神经科学和演化论的角度，认为康德有关道德自治性的论述并不成立 。来自科学的质疑有其道理，哲学家也并不陌生 。你会如何看待康德哲学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遭遇的这些新的挑战？以及如何处理它和最新的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邓晓芒：这是一个很陈旧的问题了，从笛卡尔起，他就在考虑“身心关系”的问题，琢磨着自由自发的心灵是如何对肉体产生作用的 。他归结到人脑中的“松果腺”，认为这就是心灵的住所和心灵发生推动力的基点 。后来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直接就说“人是机器”，一切思维活动、意志活动都是机械作用，这就把自然科学的“还原论”推到了极致 。
但这种还原论要从科学来反驳是驳不倒的，不过是用一种科学反驳另一种科学，仍然是还原论 。所以这种倾向直到当代仍然有大批的追随者 。这就把人性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扼杀掉了，也是人性异化的典型的表现 。但我们又离不开在当代越来越决定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数码技术和信息技术，我们人类是否逃避不了变成可控或不可控的机器人呢？或者是否会被机器人取代呢？那不就是人类的灭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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