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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新批判》，邓晓芒 著，文津出版社，2020年8月 。
邓晓芒：我说康德伦理学和儒家伦理思想有可能“互补”，这是有前提的，这前提就是，双方都必须先对自己的原则有所修正 。康德的规范伦理学其实已经意识到在实际应用中必须有道德情感（即德行伦理学的情感要素）来补充，否则便只能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设定；但在他那里这种补充只被看作一种“模型”（Typus），即在普遍法则之下的一种具体化的手段，而不能成为本身自足的原则 。
而在康德伦理学之外，凡是从一种切身感受和直观的情感来建立起某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范的伦理学，都可以视为对康德伦理学的“互补”，其中特别是德行伦理学对个人内心“良知”的推崇 。而康德把“良知”归于对神的信仰，这在我看来是“不得要领”的 。在这方面，我提到了儒家的“良知”学说及“四端”的道德直觉，它也被西方德行伦理学援引为当代伦理学发展的新方向，用来克服被规范伦理学和形式主义伦理学弄得抽象化了的一整套伦理原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思维方式之缺失 。
但儒家的良知说的问题在于缺乏理性的普遍性，而是靠一套未经反思的习惯性的原始情感来占领道德制高点，使自发的情感受到纲常礼教的扭曲和束缚 。所以我主张对儒家伦理只能“具体批判，抽象继承”，让人的情感在自由意志和实践理性的引领下冲破牢笼，创造出自身的德行标准来，这样才有条件与康德的规范伦理学形成“互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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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2010）剧照 。
这种互补的结果既不会是康德式的，也不是儒家式的，而是对双方的改造：康德的形式规范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法则，而是适应着当代文化冲突而不断扩展其包容性的日益丰富的历史发展过程；儒家伦理则本身清洗掉了那些陈旧的规章制度而成为一种跨文化的人性共鸣 。这种互补由此将接近于一种全球化的伦理，可以用来理解和把握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的深层结构 。在其中，互补双方将成为统一的全球伦理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对立面，它们的张力将随着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而发挥其历史辩证法的推动作用，而道德本身将成为不断进化的一股生命之流 。正如康德也曾主张的：人类历史本质上是道德史 。
在康德看来如果未经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的话，本身将会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只能满足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如同我们所说的“心灵鸡汤”），却无法把握道德的本质 。
新京报：这让我想到你曾写过一篇有关全球伦理金规则的文章，指出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康德三种模式的金规则构建在层次上的差异 。在你看来，康德式的金规则无疑是更具普遍主义特点的，“要仅仅按照你愿意它同时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真正地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涵赋予了确定的道德根据 。不过，这可能也是康德伦理学的隐患所在，即这种普遍主义是否会因忽略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反倒造成一些非道德的结果，或是流于完全无法落地的乌托邦理想？
邓晓芒：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对前面几个问题的回答中解决了 。其实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全球伦理的万古不移的“金规则”，我以为不过是“抽象继承法”的结果；而在实际的理解中，这同一句格言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被赋予了不同层次的具体含义的 。康德的含义既不是最后的，也不是最高的，它只是所有以往的理解都未曾达到的，但它本身也仍然有待于继续提升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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