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书亚·梅兹里希：对于患者而言，移植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器官短缺 。希望获得捐献器官（尤其是肾脏）的名单一直在迅速增长，但可以用于移植的器官并未以同等的速度增长 。
在人们对器官捐献这一概念上进行民意调查时，大多数人都会表示赞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亲人去世后作出决定，同意捐献 。一些人认为，如果患者被列为捐献者，那么对这名患者的积极治疗或护理关注度会下降，也有一些家庭担心会为捐献支付费用 。这些都不是真的 。当然，确实存在着反对捐献的宗教和文化信仰——在某些文化信仰里，人们认为，所有器官都必须和身体一起被掩埋 。
当然，最大的问题可能和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无关 。当某人突然死亡时，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家人可能并不知道死者的意愿，亲属之间也可能产生意见分歧 。因此，我认为，增加有关器官捐献以及对这种无私行为可以挽救生命的教育和讨论，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 。这些讨论应该在学校、宗教团体、社交媒体，以及支持捐献的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中广泛进行 。当人们还健康和年轻时，我们在对于生命终末的选择，包括器官捐献，可以有更多的思索和探讨 。
我认为，讲述捐献者和受捐者的故事，并纪念捐献者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这也是我写书的目的之一 。一些国家采用了“选择退出”体系（opt-out），假定人们是捐献者，除非他们明确指出自己不想成为捐献者 。在美国，我们有一个“选择加入”体系（opt-in），捐献者或其家人需要对捐献进行同意，捐献者可以通过捐献意愿书或进行线上登记 。我相信，至少在美国，选择加入比选择退出的制度，更加适合 。无论哪种制度，最重要的是教育和讨论，任何人都不应该觉得自己被迫参与了捐献（为了自己或亲人） 。我支持捐献，但我也认为，家属必须带着对亲人离世的怀念活下去，需要将捐献看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为 。同样，捐献者也是我的病人，我需要感受到，他们希望这成为自己遗产的一部分 。

文章插图
电影《修复生命》剧照 。
对于任何外科医生来说，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是处理并发症，在我的书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这些并发症通常会难以处理，有时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有时什么都没有错，但也会出现意外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病人坦诚相待，陪伴在他们身边，一起应对并发症，同时，保持谦逊，获得合作伙伴或同事的帮助，确保病人获得最好的结果 。
器官移植中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应对那些因过往移植或怀孕，而出现排斥反应的年轻人，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肾脏移植 。一些病人因此产生了很多抗体，很难再为他们寻找到一个肾脏 。在识别这些抗体方面，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不太能摆脱这些抗体的影响 。
新京报：器官移植发展的这些年，外科医生如何提高匹配率？
约书亚·梅兹里希：一个令人惊喜和激动的进展是我们在配对交换项目（活体捐肾）方面取得的进展 。想象一下，你想捐肾给你的弟弟，但是他是A型血，你是B型血，你不能直接捐给他，如果我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我弟弟是B型血，我是A型血，那么我可以捐给你弟弟，你也可以捐给我的弟弟 。这是最简单的情况 。它也可以适用于有很多抗体的受捐者，甚至能够适用于这种情景：你想成为你孩子的捐献者，但你想给受捐者一个更年轻或更匹配的肾脏 。该项目也可以涉及两组以上的捐、受者 。
此外，当我们有一位非直接捐献者，或者有人决定捐献到肾脏库中时，该捐献者的肾脏可以启动一个链状流程，即这个肾脏会被传递到有捐献者的病人那里，而他的捐献者的肾脏又会被捐给其他人，如此循环 。我们参与过最长的一次，包括了30多个捐献者和受捐者，涉及28家医院，在几个月之间横跨全国 。我们是一个名为“国家肾脏登记”的大型配对交换项目的成员，该项目有助于让移植变得容易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交换项目，让我们的病人获得更好的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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