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升( 二 ) _「广东龙网」

但南方史家们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明史建构、刊刻与传播的。譬如朱国祯，虽位至首辅，但家庭经济不好。他与朋友讲到晚年生活时称：
惟国朝文献，旧稍窥测。今荟萃诸书，删烦补略，勒成一册，可补我朝缺事。工夫约十之二三，计五套五十本之数，明年冬月可成。再明年，付木。刻费与纸料刷印，当用千金。拉舍亲辈作会，可三百金。此外，则乞之相知在仕籍者。④
《史概》刊刻费预算千金，亲戚承担十分之三，朋友出资十分之七，完全靠捐款才得以出版。由此可见，古人是完全靠事业心才做成不朽之事的。南方士人表现出的勤奋、专一精神，是南方史学发达的内在因素之一。
二、史家间横向交流的加强
在一个通讯落后、史家数量日益增多的时代，各地学者间的交流活动频繁程度如何？这个问题前人注意不够。在一个较大空间的国家里，没有公共图书馆，多数人单干各做各的。文史研究更多表现为一种学者的个体行为，即便到今天仍如此，学者间没有学术交流也照样可以写出专著来。但如果有一些横向的学术交流，显然更利于学者个人及群体学术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合理布局，这也正是今日社会学术活动频繁的原因所在。明末清初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当时学界交流活动又是如何的呢？存世明人文集中的书信大量出现，说明当时的学术交流活动已比较频繁。下面据明人文集提供的一些明史作者群间的交往细节，可对当时学术发展的横向背景作一探索。
陈建《皇明启运录》刊刻后，得到了同县好友、著名史家黄佐(1490-1566年)的称赞。黄佐劝陈建效法东汉的荀悦(148-209年)，把书续写到正德朝(1506-1521年)，成“昭代不刊之典” 。陈建接受建议，于是又广搜材料，投入到续写工作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皇明通纪》42卷成。这就是学术交流之功。
郑晓与雷礼是好朋友，在吏部时，他俩经常探讨明史撰写的有关问题。雷礼见过《吾学编总目叙》及部分书稿,“时全书未成，期日后彼此考订，以竟初志”⑤ 。雷礼作专门性的《皇明大政记》与《国朝列卿纪》，应是二人有自觉性的学术分工。
再看朱国祯与何乔远间的联系。天启三年(1623年)，朱国祯入京为礼部尚书时，曾抄得何乔远《名山藏》抄本，于是关注何氏修史活动。崇祯三年(1630年)，朱国祯决定刊刻《史概》后，曾给何乔远去信。何乔远在回信中称：“所最奇者，老先生留心本朝事，而远亦同斯志……老先生近岁所修，未及续刻，知有所疑避。今其时矣，愿再刻海内，以示同志。”⑥这段材料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何氏为何关注明史？没有记录，明朝历史活动就不会记录。二是朱国祯《史概》何以只刻半部？“有所疑避”是朱国祯《史概》只刻半部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朱国祯与何乔远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学术联系。
尹守衡与张萱也有经常性学术交流。尹守衡回到家乡，知政治前途已绝，乃重新定位，调整自己的奋斗方向。他早年熟读《左传》、《史记》，比较欣赏左丘明、司马迁，一直有意做史家。他觉得明朝已有200余年历史，“文献具有足征，代多纂述”，于是就想“斟酌前贤，采访近世，删成一代全书，名之曰《史窃》，拟附窃取之义” 。消息传出，“闻者群起而笑之”，于是搁笔。正在辑著《西园汇史》的朋友张萱听说后，特意写信鼓励，曰：“吾以今人论古人，无伤于今人，故免于诮。子以今人论今人，宜滋多口也。虽然，子笔大如椽，直如矢，必勉之，毋避敌而退舍。”⑦于是，尹氏筑书斋“荡云航”，专心从事《史窃》写作工作，惟和朋友张萱经常交流写作心得。受尹守衡作《史窃》启发，张萱下决心编纂了《西园闻见录》：“先生尝为《史窃》一书，盖明兴二百五十余年得失之林也，此天壤俱敝者，余不能赞一词，因窃取先生之义，为《西园闻见录》二百卷，以庶几于谋野之业，以从先生后。自先生《史窃》出，而余且焚砚矣。”⑧在朋友困难时，加以鼓励；受朋友启发，另成一书。这正是学术交流之功。

特别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友提供或互联网，仅供参考，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