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继佐与张岱间也有联系 。查继佐拟到山阴拜访张岱，《东山外纪》卷二云：“山阴前辈张宇(“宗”之误)子留心明史二十余年，汰繁就简，卷帙初备 。欲移其草，就先生共为书 。”(15)这里仅说查继佐准备拿了初稿，与张岱合著明史 。张岱有《读查伊璜三说》诗，称：
高轩前岁过吾庐，得见异人读异书 。搏虎搏龙力不暇，急与之角有昌黎 。古来作史有几个？字字皆拾龙门唾 。自出手眼惟君能，廿一史中参一座 。皇明史宬一无留，草野收藏可汗牛 。老生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 。家传投来集若云，其中清浊未能分 。多君笔有秋霜气，一卷裁成冰雪文 。古今史贵一人成，四传春秋辅以行 。折简殷勤招及余，他年留作褚先生 。(16)
这首诗印证了《东山外纪》的记录 。查继佐给张岱写过信，“折简殷勤招及余”；张岱回了信，强调“古今史贵一人成”，婉言谢绝了合作要求，仅提供了部分明史数据 。此信还透露，查继佐曾在写信的“前年”到过张岱家，张岱见过《罪惟录》初稿，对查氏及其著作的评价很高 。
以上零星材料表明，明末清初的明史作者群体之间，有一定的学术交流，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 。
三、编纂方式的集体性与整体性
1.对集体编纂的重视
一般说来，私人修史属个体行为，至多有朋友参与意见 。但到了明末清初，一些新的编纂方式也出现了，如合作写史，吴炎、潘柽章合编《明史记》，王锡阐、戴笠也写了一部分 。查继佐修《罪惟录》，徐元文(1634-1691年)、范兆芝(1624-1658年)、张岱，都曾是被邀请对象，他的不少门生实际参与了修史工作(17)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知识结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一个人想独力完成综合性的国史也确实有困难 。邀人合作，无疑是一种理想的修史方式 。
甚至，在江南富裕的新兴市镇上，竟有富人出资设局修史，如南浔镇庄氏 。由于庄氏史案的政治影响太大，结果后人往往只关注其负面影响，而对庄氏修史本身所体现的时代意义思考不足 。其一，江南富人参与修史行列 。江南是明末清初中国最为富裕的地区，由于传统的重文传统，也使不少新兴的富人关注文史编纂，在此方面庄氏家族是一个典型 。其二，民间设局修史现象出现 。中国历史上，只有政府设局修史，个别史官和个别地方幕府设局修史，未见有财力的民间学人出面设局修史 。庄氏此举，无论如何是一个新现象 。长期以来，我们为顾炎武“瞽史”说所左右，称庄氏是富室子弟、瞎子，为了扬名，于是仿左丘明，奋笔修史 。庄氏虽非一流史才，但还是有些文史之才的 。更为重要的是，庄氏不是传统的学者独立著史，而是设局修史 。他的角色是个主编，他的能力表现为组织管理 。据查继佐记载，庄氏“延三数知己，穷日夜之力，纂次磨对，苦浩繁无所制 。且负至性，生无所嗜好，必手求此书 。久之，因劳失明 。就医数百里外，犹闭目引史学充左右，令人口诵不休也”(18) 。更可贵的是，庄氏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自己才能有限，所以，修史时也想聘几个名家当“顾问” 。其三，金钱报酬现象的出现 。中国历史上，修史多为官修或私修，两者共同特点是没有金钱报酬 。而庄氏修史，则自己出钱请人修史，“计字每千，酬金三十两”(19) 。从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来看，谈钱有辱斯文，计字酬金是一种侮辱修史神圣事业的行为 。而从现代工商观念来看，按劳计酬，发放稿费，则是肯定脑力劳动价值的表现 。当时这对穷知识分子来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其四，是编纂时间短 。庄氏何时始修《明史纪略》，文献没有明确记录，大体在明亡以后 。由于是集体创作，所以，编纂所用时间并不太长 。时间短，见效快，正是集体项目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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