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编纂的整体计划性
到了明末清初，研究与编纂明史，目标不完全是一本书，而是有整套计划 。如何乔远编纂《名山藏》之外，又编《名山编年》 。谈迁编完《国榷》之余，想编纂一部纪传体明史 。查继佐有一套写作计划，于明朝成《明史》《明文》、《明诗》、《明制义》，“并成一代之书”(20) 。黄宗羲晚年有一套雄心勃勃的编写计划，即于宋、元、明三朝，各编一部儒案、文案、史案 。黄氏是先从编《明文案》、《明史案》、《明儒学案》入手的：“其所撰述，自洪、建以来国家大事、人臣贤邪及历朝章疏，曰《史案》；方正学而后至阳明、蕺山论学案旨，授受相承，曰《学案》；录三百年以来名文，曰《文案》 。”(21)今《明文案》(即《明文海》)、《明儒学案》存世，惜《明史案》没有传下来 。谷应泰于明史有一套“全史”编纂计划，准备于明朝历史分别写作《明纪》、《通鉴》及《纪事本末》三部书 。
下面拟结合新资料，对谷应泰作一重点分析 。关于谷应泰史学研究，长期以来困于著作权之争，局限于《明史纪事本末》一部书，让人感觉谷氏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学官 。这种认知是大有问题的 。笔者首次注意到了几条资料 。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谷应泰为浙江石门(今属桐庐)范光宙《史评》写的序言称：
余尝不自量力，思追踪古人，以备修史之阙，于全明二百六十余年，搜葺见闻，分为《明纪》、《通鉴》及《纪事本末》三书 。日编月录，浑汗呵冻不少辄，及今乃成，凡丧葛十余易矣 。据事考情，实录虽国史，纪载虽名家，类皆有所迁就文致于其间，则一持之以平 。虽不敢谓才力雄独，上附左、马，然每矢一议，似好恶不相阔于人者，三代犹存，此余志也 。(22)
这段材料表明，谷应泰有一个庞大的“全史”写作计划，于明朝历史准备分别写作《明纪》、《通鉴》及《纪事本末》三部书 。《纪事本末》即今天所传《明史纪事本末》，刊于顺治十五年十月 。需要讨论的是《明纪》、《通鉴》两部书 。按传统习惯，凡带“纪”的都是编年体作品，只有带“记”才是纪传体作品 。但从上文语气来分析，《明纪》应是纪传体明史，而《通鉴》才是编年体 。康熙二十年(1681年)官修《明史》时，曾要求地方上提供未刊私修明史著作抄本，其中有“《明纪》，丰润谷应泰撰”(23)一语 。此《明纪》，不少人会想当然地理解为《明史纪事本末》，恐误 。因为与《明纪》同时进送的张岱《石匮书》、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都是纪传体明史，所以《明纪》是纪传体明史的可能性更大 。如此，就与前面谷应泰本人所言吻合了 。
《通鉴》的书名令人费解，可能是《通鉴纪事》 。据朝鲜使臣记录，“丰润人谷应泰为浙江提学时，合《通记(纪)》、《本末》、《(明纪)编年》、《(皇明)世法(录)》等书，补以闻见，撰《通鉴纪事》一部五十余卷，而始自至正，止于顺治十年前 。应泰死，而其子因刊行之”(24) 。有学者以为“这里的‘《通鉴纪事》一部五十余卷’，虽然书名及卷帙有所出入，但其所指当为《明史纪事本末》无疑”(25) 。这是思维局限于谷氏只有一部《明史纪事本末》所致 。今本《明史纪事本末》记事只及崇祯十七年，而此书“始自至正，止于顺治十年前”，表明这是一部编年体明史 。《明史纪事本末》早在顺治十五年已经刊刻，而此书“应泰死，而其子因刊行之”，也旁证了此书就是谷氏所谓《通鉴》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谷应泰死后，其子刊刻《通鉴纪事》的可能性是有的，当时政府正在修《明史》 。可惜，《通鉴纪事》后不见著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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