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 ， 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 ， 别丢垃圾！”没有回音 ， 我只好走过去 ， 自己捡起来 ， 放回我的车上 。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 ， 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 ”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 ， 计程车经过路口时 ， 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 ， 黑衫黑裤 ， 戴着斗笠 ， 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 ， 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 。 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 ， 没有人停下来 。 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 ， 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 ， 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 。 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 ， 飞驰而去 。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 ， 抄下车牌号码 ， 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 。 几个星期之后 ， 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 ， 正要把“乌贼”报出 ， 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 。 ”我说 ， 于是重新解释一遍 。 对方显然不知所措 ， 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 。 最后 ， 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 ， 我们看着处理 。 ”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 。 搬进去之后 ， 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 ， 鼓乐喧天 ， 大放流行歌曲 。 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 ， 就派人去 。 可是 ， 站在阳台上观望 ， 我知道 ， 没有人去 。
失眠一个月以后 ， 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 ， 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 。 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 ， 取缔是办不到的 。 ”
过了不久 ， 我打开门 ， 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 ， 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 。 给你讲 ， 哇是会宰人的 ， 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 ， 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 ， 马上又被红灯挡住 。 我生气地走过去 ， 要他摇下窗户 ， 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国民……”
很可笑的 ， 知识分子的调调 ， 我知道 。 灯绿了 ， 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 ， 推开车门走了出来 ， 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 ， 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 。 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 ， 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 ， 不可理喻 。 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 ， 我只能默默地走开 。 第二 ， 我们的法令不全 。 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 ， 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 。 第三 ， 执法的人姑息 。 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 ， 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 ， 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 ， 可是 ， 你知道吗？这些 ， 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 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 ， 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 ， 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 ， 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 ， 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 ， 就受人指责 ， 一丢垃圾 ， 就遭人抗议 ， 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 ， 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 ， 会是什么光景？台湾 ， 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 ， 又不能杀掉—半的鸡（不过 ， 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 。 在这种情况之下 ， 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 ， 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 。 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 ， 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 。 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 ， 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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